中国科技企业在未来一段时间可能面临大量海外政策风险挑战。政策风险指的是新政策和政策变化带来的风险，而合规风险是指的不能遵守现有政策带来的风险。政策风险带来的影响可能远大与合规风险。目前许多走出去的科技企业都建立了海外合规风险管理体系，但对海外政策风险的预警能力还较为有限。

中国科技企业未来的海外政策风险来自两个方面。第一，科技是当下大国战略竞争的重点。与冷战时期不同，当今的国际环境中，科技竞争的商业影响比其安全影响更受政策制定者关注。中国科技企业作为中国技术商业影响的载体，成为了海外一些针对性政策的目标。2019年以来受海外政策严重影响的中国企业超过400家，其中一大部分为科技企业，涉及资金达到数万亿人民币。近期美国、欧盟及其它西方国家也准备联手加强对中国新技术相关的立法和监管。第二，随着科技企业对社会的影响加深，在保障新技术发展的同时，有必要控制新技术带来的负面经济和社会影响，如打击平台垄断、保护隐私以及保护未成年人等，已成为许多国家和地区立法者的共识。西方政府近年来也开始加强针对科技公司及其产品的监管立法。未来的部分立法，如欧盟《人工智能法》《数字市场法》《数字服务法》等，将对包括中国科技公司在内的大部分跨国科技公司产生较大影响。

目前科技企业应对海外政策风险的主流方法有三类。第一是保险，部分国内大型保险机构提供国际政治风险保险服务，其下设的国别风险研究中心也对海外政策风险有比较紧密的跟踪，为大量走出去的企业提供服务。第二是律所，国内头部律所和海外律所提供海外合规服务。其研究团队紧跟海外立法进展并提出应对方案。许多中国出口企业雇佣律所为其管理海外政策合规和政策风险。地方政府也依托律所旗下智库为企业提供有限的海外合规风险预警服务。第三是游说，近年中国科技企业聘请海外游说集团的现象逐渐普遍，游说集团通常也会通过其关系网络了解其立法和监管风向，在影响政策制定的同时，也为企业提供有限的政策风险预警服务。部分中国科技企业的游说开销达数百万美元。

商业机构提供的海外政策风险管理服务，对部分海外政策风险能够做到较好应对，但不能做到系统性分析预警。学术机构可以利用系统性的政策制定流程分析方法、政经理论和深度的领域知识提供较为深入和系统性的海外政策风险预警服务，这将有力帮助中国企业的国际化和我国经济的开放式发展。

要分析日本近期外交的变化，首先要回溯过去10年甚至更久之前日本的外交范式。安倍时期的日本一直奉行“走出去”的外交路线，即日本需要更加积极和主动地参与到国际事务当中。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提升自卫队的关键能力；在日美同盟中成为更成熟的伙伴；以及“从实力出发”来应对中国崛起所带来的挑战。坚持让林芳正出任外相展现出岸田文雄想要摆脱安倍政治遗产的意愿，但外交方面的变化是否真的会出现还需要就上述三方面去继续观察。

在中美竞争和对抗趋于常态化和持久化的情况下，日本对中美关系以及地区秩序的影响会愈发凸显。在中美日三角关系中，日本始终存在一个定位的问题。日本对自我的定位、美国对日本的定位、亚洲对日本的定位，三者是并不统一的。岸田眼中的日本在中美关系和地区事务中处于什么位置？在中、美、日均有各自利益和考量的驱使下，中国如何更智慧地应对这些关系的变化，如何从中斡旋并使得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中国的对日政策是否应该做出相应的调整？这都是我们需要持续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