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 2023.06.08

2023年6月7日，首屆文化強國建設高峰論壇在深圳舉辦，香港中文大學（深圳）教授、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院長鄭永年受邀參加並發言，本文整理自鄭永年教授的發言內容。鄭永年教授通過論述「中國傳統與現代化」和「中國文明與世界現代化」這兩個層面的關系，認為西方國家在塑造世界現代化格局的過程中吸收和吸納了眾多來自其他文明和文化的價值，而中華文明對在物質、製度、理念上的貢獻也不可忽視。鄭教授認為，要理解中國式現代化的世界性和全球意義，就要強調現代化的多元性，那些照抄照搬其他國家現代化模式，或者強迫其他國家接受的現代化模式往往是失敗的。他提倡各國在追求現代化過程中要「文明對話」、互鑒互學，共同推進世界的現代化。

鄭永年教授發言（主辦方供圖）

今天我們需要在中華文明復興的架構中討論中華文明的世界意義與全球價值。這點非常重要，因為只有在「復興」的架構中才能看到中華文明早就具有世界性和全球性了。我們需要討論兩個層面的關系：第一，中國傳統與現代化的關系；第二，中國文明與世界現代化的關系。

在第一個層面，一方面，我們要看到，今天的「復興」不是偶然的，而是具有歷史的必然性；另一方面，我們更要意識到，今天的復興更是中華文明開放包容與時俱進的產物。也就是說，今天的中華文明就有傳統性，更具有現代性。如果說，中國的復興是近代以來中國追求現代化的產物，那麽現代化是中國傳統的現代化。

山西省太原文廟大成殿孔子誕辰紀念

（圖源：中新網）

在第二個層面，因為現代化首先發生在西方，因此人們一直關切西方國家是如何塑造近代以來的世界現代化格局的，然而極大地忽視了其他文明尤其是中國文明在塑造西方現代化過程中的作用。

盡管現代性作為一整套價值形成於自文藝復興至啟蒙時代的西方，但這絕非意味著這套價值屬於西方。實際上，西方那段歷史呈現出開放包容的特色。羅馬帝國解體之後，西方陷入幾個世紀的宗教時代，即西方的中世紀，或者「黑暗時代」。宗教是西方社會的主體，可以稱之為「宗教社會」。宗教也用來解釋一切。文藝復興是一個轉型，因為文藝復興把社會的重心從宗教轉移到人文。人文主義是文藝復興運動的核心，人文主義、科學和理性構成了文藝復興的軸心。到了啟蒙時代，人們在人文、科學和理性等價值之上又加上了新的價值，包括自由、平等、博愛、人民主權（民主）、民族主權（國家獨立）等。應當意識到，在這個過程中，西方吸收和吸納了眾多來自其他文明和文化的價值。簡單地說，文藝復興和之後西方所綜合起來的價值包括三類，即古希臘文明、阿拉伯世界的科學和東方的世俗理性主義。

其中，中國對近代西方文明的形成和發展的貢獻是巨大的。如果我們把近代世界的發展理解成為一個「現代化」的過程，那麽我們從現代化的三個層面都能看到中華文明的貢獻。簡單地說，中華文明的貢獻可以分為三類。

第一類是物質文明方面的。就中國本身的發展來說，唐宋時代是當時世界上最為強大的國家，直到近代鴉片戰爭前的1820年代，中國占了世界上三分之一左右的GDP。在物質現代化層面，中國對世界最大的貢獻無疑是中國的技術發明，尤其是傳統所說的「三大發明」或者「四大發明」。英國近代思想家培根在《新工具》裏指出：「印刷術、火藥、指南針這三種發明已經在世界範圍內把事物的全部面貌和情況都改變了：第一種是在學術方面，第二種是在戰事方面，第三種是在航行方面；並由此又引起難以數計的變化來：竟至任何教派、任何帝國、任何星辰對人類事務的影響都無過於這些機械性的發現了」。馬克思沿用了培根的說法，提到：「火藥、指南針、印刷術——這是預告資產階級社會到來的三大發明。火藥把騎士階層炸得粉碎，指南針打開了世界市場並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術則變成了新教的工具，總的來說變成了科學復興的手段，變成對精神發展創造必要前提的最強大的杠桿」。恩格斯則在《德國農民戰爭》中明確指出：「一系列的發明都各有或多或少的重要意義，其中具有光輝的歷史意義的就是火藥。現在已經毫無疑義地證實了，火藥是從中國經過印度傳給阿拉伯人，又由阿拉伯人和火藥武器一道經過西班牙傳入歐洲」。

盡管培根和馬克思並沒有將這三個發明歸於中國，但後來的史學家都將之歸屬於中國的發明。英國漢學家麥都思在培根的基礎上強調指出：「中國人的發明天才，很早就表現在多方面。中國人的三大發明（指南針，印刷術，火藥），對歐洲文明的發展，提供異乎尋常的推動力」[1]。漢學家艾約瑟最先在上述三大發明中加入造紙術，他在比較日本和中國時指出「我們必須永遠記住，他們 (指日本) 沒有如同印刷術、造紙術、指南針和火藥那種卓越的發明」[2]。美國學者托馬斯·弗朗西斯·卡特在1925年出版的《中國印刷術的發明和它的西傳》一書序言中首次明確提出「四大發明」的說法：「四大發明（Four Great Inventions）在文藝復興之初之歐洲的流播，對近代世界的形成起過重大作用。……這四大發明以及其他的發明，大都源自中國」[3]。

第二類是製度類型。在這方面，中國對世界製度文明的貢獻集中在如下三個方面。第一，政教分離。對政治和宗教的關系，中國遵從的是孔子的古訓「敬鬼神而遠之」。中華文明並不否認宗教信仰的重要性，但反對宗教信仰影響政治，更不用說是宗教主導政治了。而在西方，中世紀盛行政教合一。近代以來，政教分離的過程充滿著暴力。直到今天，宗教和政治的關系依然處於緊張狀態，尤其在美國。

第二，政商分離。在中華文明，金錢不能影響政治。中國數千年「士農工商」的意識形態並不是說在實際生活中商人的地位不及其他階層，而是說商人不能用錢來影響政治。而西方直到今天都沒有解決好這個問題。近代以來的西方民主政治基本上是以金錢為基礎的。

第三，政治和行政的分離。這一點尤其需要強調，因為這是中國的官僚體製或者文官體製的核心。中國秦漢帝國就形成了完整的官僚體製。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現代作家福山把中國稱之為「第一個近代國家」[4]。但對作為「第一個近代國家」的中國的體製對西方的影響一直是被低估的。西方到了近代才開始發展類似的官僚體系，並且是受中國體製的影響的。最先發現和系統性應用中國式官僚體製的是英國東印度公司，之後這一製度再輸入歐美，為歐洲的政治體製所吸納。中國官僚體製強調的是科層等級、理性、中性、賢能、開放等價值。西方日後發展出民主政治製度，如果沒有這套官僚體系，民主製度的正常運作幾乎是不可能的。民主體製的有效運作取決於「政治」和「行政」的分野，政治人物來往不定，但官僚（或者公務員）則是穩定的[5]。

「十同年圖」中描繪的明代官員

（圖源：故宮博物院官網）

第三類屬於理念類型。中國理念對西方的影響是全方位的。這裏舉幾個例子。在經濟領域，中國古典《易經》和道家的「無為」思想是被視為世界上第一個政治經濟學派的思想核心，即法國的重農學派。在重農主義學派中，「無為」被表述為「不幹預」和「經濟自由」。這一思想也深刻影響了亞當·斯密的市場經濟思想。在教育領域，中國儒家的「有教無類」思想構成了西方近代以來逐漸發展出來的大眾教育的思想根源。盡管大眾教育的經濟基礎是近代以來的工業化，但中國「有教無類」則是其思想基礎。大眾教育對西方民主的影響也是深刻的，因為民主的品質取決於人們的教育；如果人民不能理性地思考，那麽民主會是劣質的。在社會領域，中國古典的「大同社會」理念和歐洲自近代早期開始形成的社會主義理念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也正因為如此，近代社會主義思想從歐洲傳入中國之後，中國知識分子並沒有任何困難接受之。

《禮記·禮運》中對大同社會的描述

（圖源：共產黨員網）

不過，應當指出的是，有很多理念在中國本土由於物質和制度的製約並沒有得以實現，而因為工業化和現代化始於西方，西方各國先於中國具有了物質條件去實現這些理念。基於「有教無類」理念之上的大眾教育就是典型的例子。但另一方面，也是因為西方所受到的諸多製度製約，西方所提倡的一些理念在西方並沒有實現，但因為中國具備了西方所沒有的製度條件，現在中國實現了。社會主義的理念就是典型的例子。西方（尤其是盛行新自由主義的當代美國和英國）因為過於資本主導，社會主義的成分少而又少。盡管中國的經濟發展水平還不及英美，但因為中國具備製度條件，實現了基本的社會公平。改革開放之後的40年裏，中國促成了高達8億人口脫離絕對貧困，就是典型的案例。

因為近代工業革命和科技革命自西方向非西方國家傳播和擴散，非西方國家的人們就以為現代性觀念屬於西方，而西方也故意忘記了自己「向非西方國家學習」的歷史經驗。這就造成了這樣一種情形：一方面，西方竭力向非西方國家推行其所認同的現代性價值和西方所相信的可以實現這些價值的製度實踐，另一方面，非西方國家認為這些價值純屬於西方，一些國家努力抵製這些價值。但這並不符合實際，這些價值是源自多個文明和文化的，只不過西方把它們整合在一起，形成了一個系統。即使那些在努力塑造非西方價值系統的國家，其系統裏面仍然包含有西方的價值，原因在於所謂的西方價值系統裏面本身就包含了非西方的價值。

近代以來，中國對現代化的追求也聚焦在三個層面，即物質、製度和理念（或者人的層面）。在物質層面，所有國家都追求物質富裕的美好生活。在這一層面，中國和其他國家沒有很大的差別。但在製度和人的層面，中國的現代化和其他國家的現代化表現為很大的差別，因為正如前面所述，中國的現代化是自身傳統的現代化，而非西方化。

從這個視角來看，我們更可以理解中國式現代化的世界性和全球意義。第一，當我們說「中國式現代化」的時候，也表明我們意識到存在著「歐洲式現代化」「美國式現代化」「日本式現代化」。我們強調的是現代化的多元性，不同文明不僅對現代化的含義的理解不同，內容不同，追求方式也不同。第二，我們強調「中國式現代」是要強調只有當一個國家的現代化符合其自身的文明、文化和國情的時候，才會成功，否則就會導致失敗。經驗地看，那些符合本國文明、文化和國情的現代化往往是成功的，而那些照抄照搬其他國家現代化模式的現代化往往是失敗的現代化。我們希望所有國家都能找到符合其文明、文化和國情的現代化模式。第三，我們強調「中國式現代化」表明我們不會像一些西方國家那樣向外推行自身的現代化，把自己的現代化模式強加到其他國家之上。第四，在追求現代化過程中，我們提倡「文明對話」，文明互鑒互學，共同推進世界的現代化。

註釋：

[1]W.H. Medhurst, China, its State and Prospects, with e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Spread of the Gospel. London: John Snow, 1838, pp. 101-107.

[2]Joseph Edkins, Religion in China; containing a brief account of the three religions of the Chinese: with observations on the prospects of Christian conversion amongst that people. London, K. Paul, 1884.

[3]Thomas Francis Carter, Introduction. The invention of printing in China and its spread westward. New York, Ronald Press Co. 1955.

[4]Francis Fukuyama, The Origins of Political Order: From Prehuman Times to the French Revolution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11).

[5]对以贤能制度为核心的中国官僚体制对西方的影响的讨论，见Yongnian Zheng, Civilization and The Chinese Body Politic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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