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永年:制度型開放與中國式現代化


导读 · 2023.05.15

黨的二十大報告對中國式現代化作出了系統的定義,包括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

以制度型開放融入世界經濟,是我們在新征程中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必由之路。我們要依託我國超大規模市場優勢,以國內大循環吸引全球資源要素,增強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聯動效應,提升貿易投資合作質量和水平,穩步擴大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等製度型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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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載於《浙江日報》理論周刊

 

對中國式現代化內涵的理解

 

中國式現代化可以從三個層面、三個維度來看。 

 

第一個層面是物質現代化。世界各個文明國家對物質現代化是有一定共識的。物質現代化是可以看得到的,比如高樓大廈、公路橋樑以及各種高科技技術。物質現代化的衡量標準也是基本統一的,尤其是技術的先進與落後。比如我製造一台車時速100公里,你製造一台車時速200公里,大家都會說你的車比我的更現代化。

 

第二個層面是人的現代化。現代化的終極目的是為了人,為了人的進步。沒有人,我們探討現代化就是不全面的。尤其是在中國的文化背景裡,人的現代化顯得特別重要,因為我們具有幾千年的人本文化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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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源:新華通訊社

 

第三,制度層面的現代化,是介於物質層面和人層面的現代化中間非常重要的變量,或者說最重要的變量。物質層面的現代化一方面是看哪一種制度更能推進物質的現代化,看哪一種制度更能推進人的現代化,還有更重要的是,看哪一種制度能推進物質現代化與人的現代化的協調發展。物質現代化和人的現代化里面,有相向而行的方面,但也有矛盾的方面。我們看到西方很多國家、中東國家、亞洲國家隨著物質現代化的推進,對社會造成很大衝擊,對人產生很大的影響。所以要靠制度來協調物質的現代化和人的現代化。二十大報告提出“五位一體”的中國式現代化定義非常重要,是具有世界性意義的。

 

中國式現代化為什麼要強調共同富裕,是因為我們接受了西方的深刻教訓。資本主義釋放出了勞動生產力,但在幫助人類社會實現物質現代化的同時,卻使人本身異化了,使社會變得越來越不公平,越來越不穩定。所以我們提倡的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

 

我們也提倡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我在英國待了3年,他們的科學家還在恢復在維多利亞時代遭到破壞的生態,他們是先破壞後整治,但是成本太高太大。所以現在我們提倡人與自然要和諧共生。

 

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也是非常重要的。西方在現代化的過程中,先實行殖民地主義,後實行帝國主義,犧牲了其他國家的利益,犧牲了很多人。但是我們不能學西方,我們必須走和平發展的道路,我們也確實是在和平發展。

 

我們選擇走中國式現代化的道路,也源於我們自己的經驗教訓。從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爭開始到了1949年,我們花了100多年,終於找到社會主義這個制度形式。中國的成功是非常少見的成果,因為我們既跟西方接軌,融入世界經濟體了,但我們又是獨立的。可以說中國的現代化模式為那些既要追求發展,又要保持獨立的發展中國家提供了除了西方現代化之外的另外一個選擇。

 

經驗地看,凡是符合本國文明、文化和國情的現代化就會是成功的,不符合本國文明文化和國情的現代化會是失敗的。中國式現代化既是中國實踐經驗、世界實踐經驗的總結,也是“永遠在路上”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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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裝箱貨輪通過正在吊裝鋼箱樑的深中通道伶仃洋大橋(圖源:新華社)

 

中國式現代化實現路徑探析

 

如何實現中國式現代化?在我看來,舊的發展模式依賴的“三駕馬車”——投資、貿易和消費,現在面臨非常大的挑戰。

 

首先,投資很難再像以前那樣拉動增長。東部地區的基礎設施建設基本完成,當然以後還可以改善,西部正在建設基礎設施,但是西部經濟總量也不大,經濟活動也不多。所以我們現在需要的是有助於國民財富增長的GDP增長,而不是單純的GDP增長。我們不要為了GDP而GDP,那樣不是高質量的發展。

 

消費的挑戰也很大。從學術上說,消費社會就是中產社會。如果一個經濟體的中產階級佔比跨過了50%的門檻,到60%、70%時,才能成為消費社會。我們國家中產的比例還不到30%,也就是說我們的消費能力還是有限的。所以如果要建設消費型社會,還是要繼續把“餅”做大,實現 “擴中”。

 

貿易方面,前幾年,西方國家因為新冠疫情管控不力,刺激了我們的增長。但現在,由於美國等西方國家跟我們搞貿易摩擦,加上世界經濟形勢總體不好,我們的對外貿易受到很大影響。

 

當然,舊的“三駕馬車”也還是有很多空間的。比如城市更新就需要投資。我們提出一個“軟基建”的概念,基礎房屋、建築、公路、橋樑、5G科技都是硬基建,社會保障、醫療、教育、公共住房則是軟基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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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源:新華社

 

在舊的“三駕馬車”動力不足時,實現高質量發展,就要更加重視科創的力量,我稱之為“新的三駕馬車”

 

一是具有基礎科研能力的大學、研究所。實現高質量發展,迫切需要我們加強基礎研究,從源頭和底層解決關鍵技術問題。但我國尚未完全區分基礎科研和應用技術,國內不少所謂的基礎科研,其實是應用技術。恐怕我們還要改革教育體制、科研系統甚至是兩院,尤其是中國科學院。

 

二是一大批能夠把基礎科研轉化成應用技術的企業或者機構。改革開放以後,我們的企業有很強的技術轉化能力,但我國的工業實驗室大部分是國有的,應當考慮如何讓國家工業實驗室與民營企業實現“國民”融合。

 

三是支撐基礎科研和技術轉化的金融系統。中國能不能成為真正成為經濟大國,不僅取決於製造業的崛起,更取決於金融的崛起。我們沒有像美國華爾街那樣的金融體系,那我們能不能搞一個雙金融中心?以上海或者北京為中心的,用來支持實體經濟發展,以香港為中心的,用來構建一個能和華爾街競爭的金融體系。

 

我們可以把近代以來的科技比作一座山,這座山是世界各個文明都有貢獻的,但西方國家一直把持著這座山。改革開放以後,我們進入了這座山,從山下很快地往上爬,用了40年的時間走過了西方150年的道路。但現在美國感受到了來自中國崛起的壓力,不讓我們往上爬了,甚至要把我們趕出這座山。所以現在我們要用新型的舉國體制進行創新,這種創新一定是開放狀態的。因為創新有自己的特點,第一,需要思想市場,大家互相辯論,產生新思想;第二,要有商品市場,投入產出以後,投放到市場,回收成本,科研才能繼續。

 

以開放推進中國式現代化

 

中國式現代化需要新的“三大法寶”,那就是改革、開放、創新。開放是最重要的。開放是改革和創新的基礎或者前提條件。

 

從歷史經驗來看,一個經濟體越開放,越能實現高質量的發展。美國的優勢在哪裡?一是有開放的科教人才系統。可以說,美國製造不是美國人製造,美國在用全世界的人才進行製造、進行研發,我們的目光也必須投向國際人才市場。二是有開放的企業系統。美國有開放的企業製度,我在美國從來沒聽到過企業講自己的市場份額有多少,他們只講附加值有多高,但是中國的企業家都講市場份額。開放不僅是一個國家向另外一個國家開放,內部各個要素之間的開放也很重要,所以我們要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三是有開放的金融系統。金融很重要,沒有金融支持,經濟很難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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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國際金融中心

(圖源:網絡)

 

美國現在對我們的“掐脖子”也好、“脫鉤”也好,只是個政治邏輯、行政邏輯,並不符合市場邏輯、資本邏輯。所以我們絕對不要幫著美國去“脫鉤”,不能隨逆全球化浪潮起舞,我們需要的是一次新的開放,我稱之為“第三次開放”。

 

“第一次開放”是鴉片戰爭以後的被迫開放,“第二次開放”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實行改革開放的主動開放,“第三次開放”不僅是一場主動的開放,而且是諸多領域的“單邊開放”。什麼叫“單邊開放”?就是不管你開不開放,我都開放。

 

從內部來看,我們已經提出了一些新的概念,比如“雙循環”。實踐上,粵港澳大灣區、長江經濟帶、海南自由貿易港都在發展。不過,儘管我們設立了很多的開放地區,但開放還是相對碎片化的,不同區域之間存在壁壘,且缺乏統一的規則和標準,不同程度上阻礙了全國統一大市場的形成與更高層次的開放。黨的二十大提出要穩步擴大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等制度型開放,以國內大循環吸引全球資源要素,增強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聯動效應。如果沒有全國統一大市場就很難實現國內大循環。

 

國際大循環我們也很重視,《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已正式生效,我國也已正式提交申請加入CPTPP(《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和《數字經濟夥伴關係協定》(DEPA)。我們要解放思想,不要認為國際規則就是西方的規則,我們內部市場暫時缺乏統一的規則,通過對國際標準、規則的銜接,可以幫助我們彌補不足,完善內部的規則。

 

作為開放大省的浙江,如何實現省域現代化先行,我認為可以打造地域嵌入型的世界級經濟平台。地域嵌入型經濟平台最著名的如舊金山灣區、紐約灣區、日本東京灣區,它們吸引了全世界優質資本、優質技術、高端的人才。浙江也完全可以建立這樣的平台。

 

總之,中國要繼續保持開放,才能化解美國兩極分化世界的企圖,同時要爭取國際話語權和掌握規則制定權,變被動為主動,讓中國真正與國際社會和市場接軌,是中國實現現代化,成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關鍵。

 

*本文原載於浙江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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