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 2024.02.14
本文為鄭永年專欄春節特輯的第二篇，鄭永年在文中強調，中國目前面臨的種種經濟社會困難的根源在於文化中產的缺失。 他認為，中國雖然已經出現了一個較大的中產階級，但這個階層只是停留在收入水平，而沒有形成真正的文化中產。 文化中產階級應具有理性精神、創新精神和責任擔當。 然而，目前中國的商界、學界和公務員系統這三大中產階級都出現了不同程度的文化墮落。 作者認為，要扭轉這一局面，就必須營造有利於文化中產階級成長的製度環境，例如實行基本的社會保障和公平，擴大中產階級規模，鼓勵財富創造等措施，使中產階級重拾創新精神和責任。 只有當中產不再無限下行並重建文化自信，社會才能獲得新生。
今天之所以討論這個問題，是因為中產階級過小、中產階級文化的缺失、文化的普遍下行已經構成了今天中國上行的最大短板和阻力。
今天，我們的經濟和社會正面臨各種困難和挑戰，人們也尋找到了各方面的原因，有些是我們不可控的，例如地緣政治的劇變；有些是我們可控的，例如政策和個人的選擇 。 但我們也可以進一步提問，這些原因背後更深層的根源是什麼？ 除了不可控因素，但凡是人可控的因素都可以改變。 如果沒有加以改變，那麼必然有背後的原因。
錢鐘書先生在其名著《圍城》中說，如果你吃到一個雞蛋，覺得好吃，你又何必去認識下蛋的母雞呢？ 意思就是有些事情欣賞就好，不必一定明白它的出處並刨根問底。 但對做學問的人或做政策研究的人，這句話並不適用，因為這個群體就是要「刨根問底」。 如果雞蛋好吃，當然不必問是哪隻雞生的蛋；但如果雞蛋有問題，人們就要問，是否生蛋的雞有問題呢？ 或許透過雞了解蛋不好的原因；又或許再進一步了解到雞本身沒有問題，而是雞的生存環境所致，那麼人們可以透過改善雞的生存環境來提高蛋的品質。
討論文化就是要從現實遇到的問題出發，引伸出整個因果鏈，推究這個長鏈上哪個環節出了問題，又該如何解決問題。 因此，文化並不虛，並不是像學界所說的「不可驗證」的。 就人世而言，人非抽象，所有人都是文化的產物。 今天我們遇到的許多問題都是就人而言的，如果沒有人，所有問題都將無意義。 就人與問題的關係而言，文化就是“工具總和”，人們對問題的定義、診斷和解決方法都與文化有關。
部分象徵中國傳統文化的人物和遺產（圖源：HKPolyUx）
在所有文明中，很難找到像中國文明那樣如此強調文化的重要性的。 文明是中國文明的最高準則，以至於在我們的概念裡只有「文明」與「野蠻」之別，無論是人、組織或國家。 更重要的是，在中國文明中，「野蠻」可以轉化成為文明。 因此，孔子提倡「有教無類」的教育理念，教育是文化最重要的手段，「化」就是轉型、轉化。 對文明的這種強調直到現在還表現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文明」一詞幾乎一直處於被濫用的狀態，所有公共場合都在呼籲文明。
中國的可持續發展取決於
「文化中產」的進步
不過，對文明和文化的重視大都只反映在話語層面，並沒有反映在人們的行為層面。 因為文化這個概念過於廣泛，本文不是全面檢討中國文化現狀，而只討論“文化中產階級”，即中產階級層面的文化。 很多年前，筆者提出了「文化中產」的概念，認為中國的永續發展，無論是經濟、社會或政治，都取決於「文化中產」的進步。 改革開放至今，儘管中產階級佔總人口的比例仍較低，約30%，但絕對數字龐大，達4億人口。 當時筆者指出，儘管我們有了一個中產階級，但這個階層只是在物質（即經濟收入）意義上的，而非文化上的，即這個階層過著中產階級的生活，但沒有中產階級的文化意識。 需要說明的是，如前所述，傳統中國以“教育”來衡量“文明”與“野蠻”，教育也成為中國“人本主義”的核心價值。 但本文所說的「文化中產」並不把「教育」視為這樣一個衡量指標。 就今天中產階級的人口組成來說，大都受過教育，甚至是高等教育。 但恰恰是這個受過教育的群體正在急劇下行。 在任何社會，中產階級必須是帶領社會上行的主體和動力，一旦這個群體開始下行，那麼社會上行變得非常困難，甚至會出現倒退現象。
中國中產階級數量已於2015年超過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的中產階級群體（圖源：Telegraph）
今天，中國的中產階級基本上由三個群體組成，即商界（和企業界）、學界和公務員系統。 而這三個群體的現狀令人擔憂。 就商界來說，最近破滅的鼎益豐玄學投資神話很能說明問題。 這是讀《道德經》的案例，之前還有許許多多所謂的「儒商」案例，近年來流行不止的「陽明學」也有這個趨勢。 儘管類似的「神話」一而再、再而三地破滅，但依然層出不窮。 尤其需要擔憂的是，捲入這些投資「神話」的不是窮人，而是受過教育和已經達到中產階級生活水準的人士。 在學界，知識的巫術化早已經變得極為普遍。 例如，術數等傳統命理學和道觀、佛寺香火大量復興。 近年來「四庫全書」的很大一部分都在標點和重印，但術數類書籍幾乎整套重印則是一個獨特的現象。 在當今世界的知識體系中，「命學」早已經無法登上大雅之堂，但在中國，無論是「命學」的回歸，也是術數的回歸，統統被當作傳統文化的復興。 傳統命理和佛道中的一些「邪門理論」的復興，使得各種民間「巫術」不僅佔據底層社會的各個角落，更登上精英文化生活的舞台。 知識的「巫術化」是一個科學背道而馳的趨勢。 在科學看來，凡事都有原因、有發展過程、有解決之道等等，但「巫術」則把事物（或社會現象）歸之於一種神秘的、似是而非的超然因素。 在公務員隊伍中，儘管這些年經過大力反腐敗情況大為改善，但依然不缺訴諸「巫術」祈求官運發達的官員。
在西方，近代以來，也正是這三個群體構成了社會從非理性到理性轉型的主體，也是現代化過程的主體。 簡單地說，社會經濟的發展離不開科學技術的進步，而科學技術的進步離不開理性的發展。 西方的現代化，離不開理性文化的形成與發展。
美國西北大學史學家Joel Mokyr在其所著《增長的文化：近代經濟的起源》（A Culture of Growth: The Origins of the Modern Economy）一書中探討了18世紀後期從歐洲開始的創新觸發了之後 擴散到全球各個角落的工業革命和基於技術進步之上的經濟成長。 作者想要回答的一個老問題便是這個進程為什麼會先發生在歐洲，而非世界上其他地方？ 他認為，歐洲的啟蒙運動為科學進步和創新奠定了基礎。 一個社會的理性文化──信仰、價值觀和偏好──是核心。 16至18世紀，一個政治上碎片化的歐洲產生了競爭性的“思想市場”，社會產生了一種強烈的衝動去探索自然的秘密。 知識共同體形成了一個跨國的「文人共和國」（Republic of Letters），學者們在不同國家間穿越、交流和傳播理性思想。 他認為，這就回答了創新發生在歐洲，而不是在中國的問題。 實際上，這也是傳統上我們所說的「李約瑟之問」。 對李約瑟之問的討論已經持續了很多時間，眾說紛紜，沒有一個可信的說法。 相比之下，Joel Mokyr的說法比較可信。 這個說法和我們所謂的「錢學森之問」比較接近，也就是強調知識和理性精神在一個國家現代化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圖為《成長的文化：近代經濟的起源》作者Joel Mokyr，於2015年獲得巴爾贊經濟史獎，他開創性地將經濟學和歷史學與進化論和知識論理論以及知識和技術的發展聯繫起來（ 圖源：網路）
知識群體（尤其是科學家）在文藝復興到啟蒙運動過程中扮演了主要角色，為社會確立了理性文化和精神。 這是近代化（現代化）的思想和思維基礎，這個群體可以說第一批「文化中產」。 商業化催生的商人和工業化催生的企業家便是第二批「文化中產階級」。 工業化催生了工人階級，而福利社會和財富增加促成了大量的工人階級人口提升成為中產階級。 西方文化中產由此壯大，他們既是社會穩定的基礎，更是創新的主體。 無論在西方或非西方（尤其是東亞的日本和「四小龍」），中產階級都是創新的主體。 這種現像不難解釋，創新需要冒險、財富保障和理性精神，而只有中產階級以上的人才具備這些條件。
很顯然，至少迄今，中國的中產階級並沒有能力或意願來扮演這樣一個角色。 以企業家為例，我們比較中美企業家群體今天在做什麼就知道中國的物質中產階級和美國的文化中產之間的差異了。
如何拯救
「文化中產」的墜落
最近，中美兩國業界都有一些讓人叫「哇」（驚嘆）的地方。 美國企業家充滿了「哇」的驚嘆，他們「哇」的是什麼事情？ 我們引述一些消息即可。 「Google再雪前恥，新Bard逆襲GPT-4衝上LLM排行榜第二名！Jeff Dean高呼我們回來了」。 馬斯克在其SpaceX公司作年度演講，總結2023年，展望2024，一口氣說了8個方面的成就，包括獵鷹、可重用性、發射速率、入軌質量、龍飛船、宇航服、星鏈 、星艦。 連馬斯克本人都說，所有這些方面都是「哇」。 的確如此，例如，「『獵鷹』火箭，我們創下了有史以來一款火箭單年發射次數最多的紀錄。緊隨我們之後的是蘇聯的'聯盟號'，一年內發射了60多次。而 我們完成了96次。沒有任何其他系列的軌道級火箭能在一年內發射超過60次。除了聯盟號，而我們超過了50%」；再如，「最為深刻，或者說真正描述SpaceX在2023年 的巨大成就的標準，就是入軌品質。你可以看到每年的驚人變化。2021年，我們略低於世界其他的總和。2022年，我們比世界其他高出一倍。去年，我們佔所有入 軌質量的80%。'世界其他'，指的是美國行業的其他機構，包括歐洲、印度、中國、日本在內，並沒有太多行業，且有哪家公司能做到80%的份額” ？ 應該強調的是，馬斯克在拿他的SpaceX公司和最強大的主權國家做比較。 當然，讓馬斯克叫「哇」的遠不止這些，如果SpaceX是為了外太空文明，其「腦機介面」計畫對地球文明更具有意義。
美國五角大廈正考慮接手SpaceX星艦執行涉密任務，馬斯克的星際飛船（Starship）將成為有史以來最強大的火箭（圖源：SpaceX）
我們的社會也充滿了「哇」。 但近來叫得最響的「哇」無疑是直播間了，說是一位香港明星上了大陸一個直播網紅的直播間，30萬張電影票不到10分鐘一搶而光，造成後台一度 崩潰。 差不多1500萬粉絲「哇」。 有一段時期，一些擁有大量數據的網路公司拼命想著如何和老百姓“搶白菜”，而不是想著實現更多的科技進步，被社會所批評。 但是，現在因為今天經濟變差，這樣的公司轉而去搞“預製菜”，同樣是下行，只不過沒有人批評罷了。 從某寶到某拼再到網路直播，這是一個促成消費降級、經濟下行的進程，也是中國民眾感嘆或讚嘆最多的領域。
沒有人去關注“李約瑟之問”，也沒有人能夠回答“錢學森之問”，大家都沉浸在娛樂化的商業氛圍中，其樂無窮。 而大多人並沒有意識到，這些「哇」就是中產急劇墮落的表象。 而這種現像有向世界延伸的跡象，有些領域已經延伸到其他地方。 中國資本「走出去」困難重重的原因很多，但其中一個原因便是資本所包含的文化價值含量過低。 在很多地方，一旦“走出去”，中國商人便搶佔了人家老百姓賴以生存的“地毯經濟”，以過低的價格擠出當地商品。 商品一旦被我們的廠商生產，量產不可避免，最高昂的商品也會變成「白菜價」。 一旦中國式線上購物方式“走出去”，可以很快摧毀當地的商場購物方式，而後者便是人家文化中產階級的生活方式。 儘管我們以這些「發明」為榮，但我們沒有意識到這是下行，而非上行。
回到前面所說「雞」和「蛋」的關係，人們可以問，是否我們只有下行的文化基因而缺少上行的文化基因？ 在理論上，提出這個問題既不正確（至少會被視為「種族主義」），也無法驗證。 但是經驗地看，完全不是這樣。 在美國，高階晶片發明和製造商很多都是華人，矽谷獨角獸企業很多都是華人，諾貝爾獎得主華人也不在少數。 那麼，是儒家文化的原因嗎？ 更不是。 日本和韓國都是典型的儒家文化圈經濟，這兩個經濟體同樣充滿創新向上的動能。
這完全是中產階級墮落的結果。 我們的知識界失去了文化想像力，把想像當成現實，文章越寫越漂亮，越來越詩化，但離現實越來越遠。 我們的企業界失去了文化想像力，內捲成風，惡性競爭，不僅自身的中產階級地位難保，也破壞了社會的中產階級基礎；我們的一些政府官員失去了文化想像力，把握不了社會發展的大方向 ，理解不了時局給與自己的使命，要不就是躺平，要不就是失去了責任擔當。
中國顧客在愛馬仕門市外排隊（圖片來源：網路）
但再進一步說，中產階級失去文化和文化想像力也是社會整體環境使然。 也就是說，我們可以透過改革來營造中產階級文化的一個良好體系環境。 例如，我們需要保護社會的製度，即“保底”，也就是“軟基建”建設（社會保障、醫療、教育、公共住房），如此，我們可以實現基本的社會公平和正義，中產階級可以免受來自 民粹主義的巨大壓力；又如，我們需要“擴中”，一方面擴大中產階級人口基數，另一方面提供保障中產階級的製度，也是“軟基建”，如此，我們可以保障和激發中產階級的創新精神； 再如，我們需要「不封頂」的政策，鼓勵社會財富的最大化，如此，保障有充足的資源來再投資，或培養偉大的慈善家。
一句話，國家未來的進步取決於文化中產。 當中產階級不再無限下行，當物質中產有了文化精神的時候，社會就有了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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