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 2023.11.30
11月22日，第十五屆深圳學術年會開幕式暨主題學術研討會在深圳五洲賓館舉行。 香港中文大學（深圳）教授、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院長鄭永年出席研討會，並以「複合文化與大灣區的未來」為主題進行演講。 本文內容由鄭永年教授的演講內容整理與擴充而成。
2023年11月28日《深圳特區報》理論週刊/專題版
中國式現代化的
本質特徵之思辨
去年黨的二十大報告明確提出了“中國式現代化”的概念，指出“中國式現代化，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既有各國現代化的共同特徵，更有基於自己國情的中國特色” 。 這裡，我想就中國式現代化特徵的科學內涵提出兩個問題：一是我們與各國現代化的共同特徵是什麼？ 二是以什麼來規定、界定中國式現代化中的「中國式」？
從物質文明的角度來看，例如公路橋樑、高樓大廈、海陸空港、科學技術，這些都是現代化的文明，各國具有共同性。 我們看紐約、東京和深圳，這些城市建設到最後都有什麼大的差別嗎？ 其實是沒有多大的差別。 也就是說，在物質層面，很難界定「中國式」。 那我們以什麼標準來規定、界定「中國式」呢？ 我想就是文明、文化，尤其是自主的知識體系，是精神方面的因素界定了「中國式」。 中華民族自古崇尚文明。 習近平總書記這些年，尤其是十八大以後一直在提倡文明復興、文化自信，現在又提倡文化傳承，更是對知識界提出了建構自主的知識體系的任務。 這些都是我們所謂的精神文明的重要內容，也是中國式現代化區別於其他國家現代化的本質特徵。 為什麼要提出這一點呢？ 主要有以下三個考慮。
2023年7月28日，在成都大運會開幕式上，6個來自四川省涼山州昭覺縣、身著彝族服飾的小孩子以一首《國旗國旗真美麗》唱響了開幕式（圖源： 新華社）
第一，中國的知識體系理論建構還有待起步。 我國現在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是就知識體系在世界的格局而言，我們面臨三個“不相稱”，即與數千年源遠流長的古老且從未中斷的文明不相稱，與改革開放 以來的成功故事不相稱，與龐大的經濟體量不相稱。 我長期從事社會科學研究，在美國、歐洲和東南亞都工作過。 如果從世界社會科學體系的發展現況來看，西方還是在理論建構上佔據了一個絕對優勢的地位。 我們現在所使用的社會科學的概念和理論基本上是對西方經驗的敘事，哪些西方科學概念和理論是基於中國的實踐經驗之上的呢？ 從自主知識體系和精神文明建設的角度看中國式現代化的使命，我們無疑需要在中華文明傳統基礎上綜合吸納世界文明成果創造出一個人類文明新形態來。
第二，對「中國的現代化並非西方化」的陳述要做更為科學的理解。 我們追求的現代化是非西方的現代化，但並不是反西方的現代化。 「非西方化」並非「反西方」。 現在有些西方媒體妖魔化中國，說中國式的現代化就是西方現代化的一個挑戰，就是反西方文明的現代化。 國內一些民粹主義聲音也常把「非西方」理解成為「反西方」。 其實，了解中國的人們都知道，中華民族為何能生生不息，兩個首要條件就是中國文明的包容性和互鑑。 我們強調「中國式現代化」追求的是多元的現代化和多元的現代性，我們文化敘事的建構並不是反西方，也不是取代西方，我們只是追求非西方的現代化，一個建立於中國傳統文明之 上的現代化。 我國古老文明的核心價值就是「和諧」。 什麼叫和諧呢？ 從今天全球化角度看，全球化促成了「全球村」的形成，形成了人類共同體，即使這個共同體裡面各方有不同的理念和價值觀，但是大家命運與共，都需要在這個命運共同體裡面追求和 實現自己的理念和價值觀。 事實上，文明因為多元而美麗，因為不同而繁榮。
第三，對中西文明在宗教和倫理認知上的差異要有更深刻的理解。歷史地看，宗教在西方和非西方社會之間所爆發的衝突中扮演了一個關鍵的角色。 十字軍東徵，便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教徒們各自擁有自己的上帝，都認同自己的上帝擁有絕對的真理。 宗教衝突並沒有因為社會的進步而終止。在當代，宗教認知往往演變成認同政治，以不同的形式表達出來。不管如何，宗教文明是哈佛大學教授亨廷頓的「文明的衝突」理論的核心。 但宗教衝突或「文明的衝突」這個理論放到中國的傳統社會則難以成立。 中國素來遵循儒家倫理，儒家對於宗教採取「敬鬼神而遠之」的態度，即宗教是個人事務，不能把宗教帶到公共事務中來，故而解決了政教分離的問題。 可以說，世俗和宗教是中西文明的原點和不同的本質規定。
談到至此，中國世俗文明對人類的貢獻是大大被低估的。 宗教一直被視為是近代西方崛起背後的精神因素。 類似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思·韋伯（Max Weber）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那樣的觀點一直是西方的主流觀念。 與之相反，中國的世俗文明或中國人的「不信神」則被視為中國落後的精神根源。 從早期的傳教士到後來的英國哲學家羅素都有這樣的想法。 儘管這種「形而上」的學說可以探討，但經驗地看，儒家的「敬鬼神而遠之」的思想免除了中國發生大規模的宗教衝突。 儘管在社會層面，中國歷史上也不時發生關乎宗教的局部摩擦，但並不存在像西方世界那樣大規模的宗教戰爭。 因此，在中國的傳統文化中，宗教對政治的影響從來不是主流，世俗文明才是中國文化最核心的特性。
馬克思·韋伯（Max Weber，1864-1920）
（圖源：libertaddigital）
再者，儒家強調“有教無類”，並無文化排他性。 中國人對人的認知區別只有「文明」跟「野蠻」的區別，而「文明」跟「野蠻」的唯一區別就是有沒有受過教育；即使最野蠻的人受過教育，也可以成為文明人。 這種「有教無類」的文化包容性就是孔子留傳下來的最好的文化遺產之一。
複合文化：人類文明新形態
數千年來，中國因為文化的包容性、互鑑性，形成了一個複合文化。有人用「多元文化」來形容，但我更希望用「複合文化」這個詞來表示中國文明的特性。 「多元文化」的文化指的是不同文化同時存在於一個空間的狀態，並不能解釋不同文化之間的關係，而復合文化指的是不同文化之間的互相契合性、包容性和嵌入性。 人們總是說，中國文化多元一體，但實際上是複合一體，因為只有具有互相契合性、包容性和嵌入性的文化才構成一體。 多元但不契合、不包容、不嵌入的文化很難體現為「一體」。 今天的西方就是這樣一種情形。
概括地來看，中國的複合文化經歷了三個大的歷史發展階段。
第一次文化的複合發生在春秋戰國至秦漢時期。春秋戰國時期，百家爭鳴，百花齊放，文化繁榮。 各種思想和文化都根植於當時不同的地方實踐。 用今天的話來說，都具有原創性。 這些原創性思想影響深遠。 儘管漢代以後才把儒家確認為正統的官方意識形態，但我們要意識到，漢朝時期所確立的儒家文化已然是融合了百家思想中的諸多理念，跟先秦時期比起來已經大為不同。 董仲舒提出所謂的“罷黜百家，表章六經”、“推明孔氏，抑黜百家”或“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都主要指統治政策和治國思想。 在社會層面，其他思想和文化依然存在。 進而，即使是儒家本身也是在與其他思想溝通、交流中形成和發展起來的。 故而，這是第一次文化的複合。
第二次文化的複合，就是唐、宋正式吸收了佛教文化以後的中國文明。佛教文化傳入中國後，經過漫長時間的“中國化”，非常貼切地融於中國文化當中。 再看佛教發源地——印度，目前則只有0.7%的人信佛教，梵文更是很少人掌握。 當然，佛教的中國化，也得感謝宋朝的二程（程頤、程頤）與朱熹，他們既懂中國文化，又懂佛教文化，在兩者的融合上做出了非常偉大的貢獻。 理學在很大程度上是「儒表佛里」的。 因此，這可以算是文化的第二次複合。
漢明帝時曾派遣蔡愔前往豚求取佛經。 兩年後，豚僧竺法蘭與迦葉摩騰自西域以白馬馱經來至中國。 《白馬馱經圖》是明代畫家丁雲鵬所創作的紙本設色畫，即繪白馬馱經故事（圖片來源：搜狐新聞）
第三次文化的複合，則是近代以來我們經歷的一次大的文化變革，即近代以來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 這一偉大的變革到今天還在持續。 從毛澤東到鄧小平，到現在的習近平，一直在進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努力。 在毛澤東時代，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促成了中國革命的成功。 在鄧小平時代，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促成了中國經濟發展。 今天，需要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來促成中國式現代化。 不管如何，中國的馬克思主義不是建立在西方實踐經驗之上的，而是深植於中國的實踐經驗中。 從中國的改革開放進程來看，無論是內部的改革開放，或是外部的參與全球治理、實踐「一帶一路」倡議，無一不深刻彰顯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時代性特徵。
從這個角度來說，展望未來，我們應當是追求一條基於中國傳統文化包容、互鑑的複合文化道路。 因此，要注意兩點內容：一是開放與包容。 像唐宋時期的開明風氣一樣，在中國實踐經驗的基礎之上借鏡西方的優秀文化創新出中國式現代化。 近期，《求是》雜誌發表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文章《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的講話》，文章指出：「秉持開放包容，就是要更加積極主動地學習借鑒人類創造的一切優秀文明成果。 」無疑，中國式現代化的崛起應是在人類知識總和背景下的崛起。 我們改革開放成功的故事不是排斥西方文化的結果，而是學習吸收西方文化的結果。 尤其是深圳，如果沒有改革開放以來向西方現代化學習的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則不會有今天的特區經驗。 實際上，在我看來，中國文化所面臨的一項重大任務便是如何更大規模、更廣泛、更深刻地吸收和消化西方文化。
二是文化傳承與轉化。 現在講文化傳承，是要革故鼎新，不是迂腐守舊。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華文明的歷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更有力地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 我們要承認亞洲諸多國家尤其是日本對儒家文明傳承得非常好。 日本連漢字都沒有廢除，他們也將漢字喻為最美麗的字符。 儒家文化圈的朝鮮和越南以前都是漢字，近代以來把它「拼音化」了，所以今天就面臨一個文化傳承的問題。 近代以來，「五四運動」時期，甚至是在改革開放之後，也有人提出漢字不好寫，是不是應該用拼音這樣的問題。 漢字已成為中華文化的象徵，更刻在民族基因當中，很難想像一個使用拼音系統的中國語言文化。 因此，我們要有文化自信，傳統需要現代化，傳統需要透過創新而更新，但文化同樣必須傳承。
粵港澳大灣區的複合文化
談到文化傳承這個角度，我們轉到討論粵港澳大灣區，尤其是深圳。 很多人說深圳因為過於年輕，相較於底蘊深厚的城市來說，深圳簡直就是文化沙漠。 但我覺得不是這樣的，深圳和大灣區就是中國複合文化的代表。
黃埔軍校舊址
（圖源：中共中央黨史與文獻研究院）
首先是傳統嶺南文化。 嶺南地區作為廣府文化、潮州文化、客家文化和雷州文化的匯集地，幾千年來在實現國家統一、民族團結等方面做出卓越貢獻，因此可稱之為「炎黃文明」。 實事求是更是嶺南文化「一以貫之」的核心。 次者是紅色基因的傳承。 近代以來，粵港澳大灣區便是「紅色文化」的發祥地和聚集地，康有為、梁啟超、孫中山等改革者都是在這裡出發。 諸如黃花崗起義、黃埔軍校、中國共產黨的接續奮鬥都在這裡名垂青史，因此可稱之為「紅色文化」。 再者是海洋文化。 自古以來，珠江文化本來就是中原文化與百越文化、海外文化長期融合而形成的地域文化。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又強調走向海洋，漫長的海岸線孕育著深厚的海洋文化，則可視為「藍色文化」。 所以，我覺得至少有三種顏色是大灣區這個文化複合體的底色。
談到深圳，複合的顏色更姿多彩了，這就是深圳的移民文化。 因為中國的地方文化差異大，來自全國各地的移民聚集於此，這增加了文化的複合性。 這也是我一直在思考的問題：為什麼深圳具有如此深厚的創造能力，能讓其從一個小漁村發展為今天的製造業基地，成為科技製造力那麼強大的基地呢？ 其實思考下來是跟移民文化有很大關係。 大家都來自不同的地方，互相交流，互相促進，互相啟發。 在同樣的文化之間進行交流可能只是一種物理反應，而來自不同地方的文化交流則是一種化學反應，化學反應就會催生出新的想法。
我覺得粵港澳大灣區於中國，就等於加州於美國，或者說，粵港澳大灣區類似加州的舊金山灣區。 大家看看舊金山灣區的文化創造能力、科技能力是並行不悖的。 鑑於大灣區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我們能不能透過粵港澳大灣區這個文化複合體的存在，朝向一個高等教育樞紐、一個知識創新樞紐、一個世界文化樞紐的方向發展呢？ 我覺得完全有可能，因為大灣區在所有這些方面的發展已經有了這個基礎。 以高等教育為例，大家看一看大陸11個城市的高等教育機構，加上港澳的高等教育機構，並不比美國加州的科教系統差多少。 如果內地和港澳兩地的基礎科研機構能夠有效合作，那麼就可以釋放出龐大的科研能力。 以科創環境為例，從技術攻關、成果轉換再到技術推廣，深圳、東莞、廣州的應用技術轉換已經領先世界。 以文化交會為例，粵港澳大灣區憑藉著得天獨厚的地理優勢和中西商貿往來文化，成為了近代以來和西方文化接觸最早、融合最好的區域。 因此，我們要利用好這些優勢條件將大灣區打造為高教的樞紐、科創的樞紐和世界文化的樞紐。 這些年大家都在討論建立「高地」和「中心」等問題，我個人覺得「樞紐」這個概念比較好，也更符合我們的現實。
深圳前海從一片灘塗變身投資興業的熱土崛起國際化城市新中心（圖源：深圳市前海管理局）
就我們知識界而言，我們面臨的任務是如何建構學術、學科和話語體系。 學術、學科、話語三個體系，三位一體，很難區分。 經驗地看，先學術，後學科，再話語。 我們今天召開的叫「學術年會」。 學術交流的目的是創造和創新知識體系，在建構知識體系的基礎上建構學科體系。 如何創造和創新？ 關鍵在於我們能不能把實務經驗提升成為概念理論。 我覺得完全有可能。 因為我們的實踐和故事已經在那裡了，我們的任務就是把它提升成為概念和理論，就像近代以來西方的社會科學家把他們成功的經驗提升為他們的概念理論一樣。 這樣做的目的就是要建立自主的知識體系。 只有有了自主的知識體系，才會有基於自主知識體系之上的學科，也才會有基於自主知識體系之上的論述。
無論從哪個角度來看，知識體係是一個文明核心的核心。 如果一個文明不能產生一整套自主的知識體系，那麼這個文明只能像已經消失的一些文明一樣，等待未來的考古學家慢慢挖掘它的價值。 我覺得，我們在建構自主知識體系方面是有先天條件的。 至少就我們今天出席會議的同仁而言，我們的目標是明確的，那就是大家透過交流把深圳故事講好，把大灣區的故事講好，把中國的故事講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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