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 2023.11.14

習近平主席今日飛往舊金山。 11月14日至17日，中美兩國元首習近平和拜登將在全球期待與矚目下會晤。 這是拜登任期內第二次與習近平會面，也是中美兩國領導人自年初「氣球事件」以來首次會面。 亞太經合組織（APEC）第三十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在美國舊金山拉開序幕，這是自2011年以來美國首次舉辦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也是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機制設立30週年。

中國是「本著對歷史、對人民、對世界負責」的態度去舊金山進行兩國元首會晤的。 就兩國關係的現狀來說，中美雙方對「中美關係向何處去」都還沒有找到一個確定的答案。 就中國而言，投降主義、放棄發展自主權行不通，被民族主義情緒裹挾的激進路線也行不通，中國要克服此前中美關係發展中的一些障礙困難和對抗情緒，重新調整對美長期競爭 合作的外交姿態。 就美國而言，壓力阻力同樣不小，拜登政府克服了國內兩黨反華勢力對其「投降主義」批評的壓力，克服日韓澳菲等傳統盟友對中美關係的轉折變化的存疑。 中美兩國元首會晤得來不易。 可以說，雙方在時代的轉捩點重新釐清雙邊關係十分重要。

習近平主席在2021年11月同拜登總統舉行視頻會晤時提出，「未來50年，國際關係中最重要的事情是中美必須找到正確的相處」。 那麼，什麼是中美長期「正確的相處之道」呢？ 本文指出，我們要從中國傳統文明的視角出發，尋求國際關係中大國的相處之道。 透過實踐“五個意識”——“反霸不稱霸”意識、開放意識、全球化意識、良性競爭意識、包容共贏意識，來促成中美雙方“非零和博弈”，推動中美關係走 上健康、穩定的發展軌道，這是中美兩國的要求，更是世界的要求。

本文由IIA戰略與安全研究團隊根據與鄭永年教授的討論整理而成。

儘管歷經多輪曲折反复，中美關係仍是當今世界最重要的一對大國關係，是國際秩序的兩大支柱。 目前，中美兩國人口總量總和超過世界人口的1/4，經濟總量總和已超過世界經濟總量的1/3，兩國製造業增加價值對全球貢獻率已接近1/2 。 根據斯德哥爾摩和平研究所統計，兩國2022年的軍費總和已超世界軍費總額的一半。 整體來看，今天的中美兩國關係早已經不是一對簡單的雙邊關係，而是影響全球安全穩定的世界關係。 沒有中國或沒有美國，國際秩序的改革和重建，是不成立的。 沒有中美關係的健康發展，無論是中國或美國都無法單獨肩負起維護當今世界秩序的重任。 中美關係搞不好，不僅不利於中美兩國的根本利益，也對世界其它國家和現有國際秩序帶來了極大衝擊，這是當前中美兩國領導人和國際社會的共識。

2022年世界各國軍費開支佔比圖

（圖片來源：斯德哥爾摩和平研究所）

習近平主席2021年11月在同拜登總統舉行視頻會晤時提出「未來50年，國際關係中最重要的事情是中美必須找到正確的相處」。 那麼，什麼是中美長期正確的相處之道呢？

冷戰期間，中國在中美甦的大三角博弈的合縱連橫關係之中，處於一個相對有利的戰略位置。 隨著冷戰的結束，世界權力發生了結構性變化，中美兩國也開始探索兩國的相處之道。 例如，1996年，哈佛大學的傅高義教授就曾組織會議，討論美國與中國共存（living with China）的問題。 進入21世紀，中美關係處於急速的變局之中──即使在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美國對華實行戰略接觸政策（Strategic Engagement）之後，美國也在不斷調整其對華政策。 最激進的改變始於川普執政。 之後，美國對華態度在情緒化外交與理性外交間不斷交織，兩國關係猶如雲霄飛車。 儘管今天有了中美兩國的舊金山會晤，但美國依然在探索對華關係的最佳方式。 中國亦然。 兩國關係仍有很長的路要走。

為什麼要「通往舊金山」？

中美兩國關係近幾年經歷了自由落體式下滑，在兩國精英和民眾中間，出現了兩種認知觀點：第一種是認為美蘇冷戰之後，中美「新」冷戰已經開始了 ，甚至最終的熱戰也不可避免。 一些有識之士，包括今年訪華的百歲老人基辛格博士提出了最嚴厲的警告，認為中美之間一旦發生戰爭就會摧毀整個人類文明。 第二種則樂觀地認為中美關係應當也有可能回歸到貿易爭議以前的常態。 這次習近平主席與拜登總統會面，讓持這部分意見的人又看到了希望，期盼中美關係能回到過去。 但現實地說，這兩種看法都有失偏頗，因為雙方依然在摸索著一條長期穩定的相處之道，至少中方的立場和態度如此。

一直以來，一些似是而非的觀點迷惑著人們對中美關係未來的看法。 比較典型的就是“修昔底德陷阱”，關於歷史上的霸權國面臨崛起國挑戰而發生戰爭的宿命論假說。 哈佛大學甘迺迪政府學院創辦人艾利森和他的研究團隊發現，16世紀以來，新興強國跟現存強國之間一共發生了16次衝突和權力轉移，其中12次發生了戰爭，只有4次沒有發生 戰爭。 歷史地看，權力轉移理論關乎“一個國家是否屈服於另一個國家”，說穿了就是中國人所說的“一山不容二虎”的問題。 因此他得出結論，認為中美之間必有一戰。 近期西方流行的「中國頂峰論」認為，中國的發展已經達到頂峰，將不可避免地面臨經濟衰退。 美國祇需要足夠的時間，就能在中美之間的大國馬拉松長期戰略競爭中拖垮中國，猶如在長達半個世紀的冷戰期間，美國拖垮蘇聯那樣。 同樣，中國方面的一些人也秉持美國霸權衰落論的觀點，認為中國的崛起和美國的衰落都是歷史大趨勢。 這些觀點都對中美關係的長期穩定帶來了不好的影響。

對中國而言，中美關係是中國對外關係的基本面，中國應竭力搞好中美關係，為長期發展和國家的現代化爭取一個和平穩定的外部環境。 中國還是要去跟美國接觸、協商和談判，兩國間不交往、彼此孤立並不可行，很容易自動滑向冷戰乃至熱戰。 在國際層面，如果兩國不交往，整個世界都無法承受，因為有太多的國際問題，包括氣候變遷、核不擴散、世界性公共衛生問題都難以解決。 中美不交往，整個世界都要遭殃。 同時，我們也要意識到，中美關係也不是中國對外關係的全部。 今年中國舉辦的第三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北京香山論壇、上海進博會等，都吸引了大量的國家和國際組織來參加，這些都證明了中國大國外交在中美關係之 外的廣闊發展空間。 但即使是這樣，也不代表中國要放棄搞好中美關係。 中國不是前蘇聯，不是要脫離美國“另起爐灶”，再搞一套國際秩序來和美國對抗。

對美國而言，儘管美國歷屆政府也在探索與中國的相處之道，但這種探索受到美國內政的深刻限制。 受困於兩黨政治極化和民粹政客的問題，美國在缺乏穩定政治主體的情況下，難以維持穩定的對華戰略。 明年就是美國的大選之年，兩國領導人見面的機會難得，這次「舊金山」兩國元首會晤的重要性就凸顯出來。 那麼，這次會晤能否奠定中美未來長期穩定相處的調性呢？ 在中美再次走到了十字路口的時候，人們對這問題應該有更深刻的思考。 中美兩個大國的關係是在互動過程中形成的，並不取決於任何一方的能力和意志。 對中國來說，對美國處理對華關係的難度要有足夠的認知。

11月7日在美國舊金山拍攝的亞太經合組織會議場地外宣傳海報（圖源：新華社）

美國要改善對華關係並不容易

美國開展對華關係面臨一系列的限制與挑戰，要充分體認到美方的實際限制：

1.功能失調（dysfunction）和“行動赤字”

儘管我們想改善雙邊關係，但美國面臨許多困難。 我們批評美方存在“行動赤字”，提出“重返巴厘島”，言下之意就是美方言行不一致。 對於這個問題，我們也要意識到，這並非美國領導階層刻意「說一套做一套」。 這與美國存在的兩黨鬥爭和政治極化問題有關。 美國前國防部長羅伯特蓋茲最近在《外交事務》上撰文稱，「由於兩黨內鬥造成的國內政治極化，美國已經成了功能失調的霸權，國家行動滯後於語言，無法有效凝聚力量 進行與中國等國家的戰略競爭」。 這是美國的真實寫照。 我們要理解美國在未來相當長一段時間可能難以實踐其許下的諾言。 美國政界有人揶揄：共和黨和民主黨之間，除了不反對“反對中國”，其它什麼都反對。 今天，這一屆美國政府能夠克服國內對中國的遏制共識，並踏出重新接觸中國這一步，中國應當理解。 習近平主席接受邀請就是對美方的肯定。 當然，這並不是為美方辯護，或合理化其“行動赤字”，我們需要理解和適應美國國內政治的現實。

2. 霸權的國際能力局限性

物質方面，雖然美國仍維持了世界最強大的經濟、科技和軍事實力，但其相對優勢已不如以往明顯。 一是客觀上，美國的實力不如以前那麼強了。美國在二戰後成為世界首屈一指的超級大國，塑造了美蘇爭霸的兩極格局。蘇聯解體後，歐洲、日本、中國等在經濟科技上相繼崛起，國際格局轉變為一超多強。 就力量的橫向比較來說，美國面臨被中國追趕的風險，客觀上對其唯一霸權地位構成了挑戰。 二是主觀上，隨著國家主權觀念強化，各國對外妥協的難度加大，因為國內民眾都難以認同國家在國際層面的妥協行為。 在美蘇冷戰格局下，美國的盟友、眾多中小國家，都有著「選邊站」尋求美國安全庇護的需求。 在冷戰期間，面臨外部敵人，美國的盟友不得不聽從美國支配。 但當外部威脅解除，各國的主權意識、獨立自主的意識就愈發強烈，不僅是廣大發展中國家──「全球南方」本來就對美國存在疏離情緒，美國的傳統盟友也愈發強調自己的主張 和國家利益，不再無條件地追隨美國。 所以美國再也無法隨心所欲地掌控國際局勢、支配他國，美國對國際秩序掌控能力的限制顯現出來。

3. 被「套牢」的霸權聯盟包袱

英國首相邱吉爾有名言，「國家的偉大，意味著責任」。 在過去，有一個形象說法，叫“白人的包袱”，英國的殖民地就是其所謂的“包袱”。 「白人的包袱」當然是西方為自己赤裸裸殖民主義行徑做種族主義的辯護，是社會達爾文主義在西方外交的反映。 美國要比英國更「文明」一些，不再使用那樣赤裸裸的話語，而是使用盟友、夥伴國等新概念。 但實際上，美國要維持霸權，籠絡、維繫好自己的聯盟體系，負擔的確非常重。至少二戰以來，美國力量深度嵌入到各區域的秩序中，深陷其中、難以脫身。 哈佛大學教授約瑟夫·奈提出了「金德爾伯格陷阱」的警示，指出霸權撤退所可能引發的全球領導權力真空和混亂。 他認為，若美國撤出現有國際秩序，全球有可能再次出現30年代「災難的十年」的失序局面。

事實上也是如此。 美國已深陷「金德爾伯格陷阱」。 當美國相繼從北約、中東回撤，俄烏衝突、哈以衝突接踵而至。 作為深度嵌入的利害關係人（stakeholder），美國一旦退出，就會對整個區域秩序產生巨大的影響。 因此，美國已經無法從現有的國際和區域中秩序中退出，被迫維持著成本高昂的聯盟包袱。川普政府短暫的「退群行為」對美國盟友造成的負面影響有目共睹。 因此，拜登政府快速地對此進行了糾正和補位，並重返美國外交的結盟傳統。 但今時不同往日，「再結盟」的沉重包袱使得美國力不從心。

4. 美國對霸權護持的“情結”（complex）

如果借用心理學家佛洛伊德「伊底帕斯情結」的概念，美國也存在著一種「霸權情結」。 美國從19世紀末登頂世界最大經濟體，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美國的人均總產值和工業總產值都位居世界第一。 直到二戰後徹底確立其世界霸主的地位，美國的「老大」地位持續了半個多世紀。 無論是霸權的衰退或退出，都是一個極為困難的過程。 在美國之前，英國實現了所謂的「優雅的退出」（graceful exit），但這種有序退出是有條件的，英國把國際秩序的領導權轉交給它的盟友——美國。 英美兩國信仰同一個上帝，同一個種族，同屬一個文明，具有同樣的政治體系。 而美國現今的霸權衰退情形完全不同於英美之間的權力轉移。 面對一個文明、制度、意識形態甚至發展模式完全不同的中國，美國充滿了困惑與恐懼感。 美國根本無法接受一個完全不同的崛起國挑戰自己的霸權。 儘管中國並沒有挑戰美國，但美國在主觀層面已經有了保護「霸權」的情結。 這類似晚清。 在第一次、第二次鴉片戰爭失敗後，清朝官員仍未反躬自省，總以為英國是野蠻人，而自己依然文明。 直到甲午戰爭被往日中國的「學生」——日本打敗後，才真正反思。 如今的美國也是一樣，還未能從理解中國作為文明型國家的視角去認識中國的發展是包容性的、和平性的，而深刻陷入了對霸權的依戀和保護思維中。

很顯然，受上述這些矛盾因素的影響，美國的對華態度和政策也表現出深刻的矛盾——既需要中國，又要防備中國；既要中國合作，又要和中國競爭；既要和中國 對抗，又要設置「護欄」。 實際上，如果美國的霸權情結不去，美國的對華政策會處於長期的「mission impossible」狀態。

美國舊金山莫斯康中心外景 

（圖片來源：南方財經全媒體）

中美關係的“中國文明觀”

當下輿論場中，熱戰、冷戰、緩和的觀點都有所偏頗，也未能正確理解中國外交政策中的中國文明觀。 美國在各方面都進行對華認知戰，企圖系統地塑造一套對華定性的認知論述體系。 政治上，拜登政府炒作中美競爭是「民主與專制的對決」；經濟上，美國炒作「中國頂峰論」「外資撤離潮」「中國已經是一個不可投資之地」等唱衰中國的說法 ；在軍事上，美國持續炒作南海、台灣問題，以代理人方式對東亞安全實施離岸操縱；文化上，美國吹捧其民主制度為“歷史的終結”，並通過社會科學話語壟斷的方式把美國式 現代化打造為「普世社會科學」的唯一公式。 不管從哪個角度來看，美國對華認知戰旨在塑造「一個世界，兩個中心」的新冷戰格局，把中美關係拖回過去的美蘇對峙關係。

這場認知戰的最大缺陷就在於，美國不理解中國的文明，不理解中國外交中的文明觀。 但更重要的是，我們自身要跳脫美國的思維定性和話語體系。 在社會層面，我們普遍接受了美國的國際關係和外交話語，並將其作為主流圭臬。 如果那樣，我們就不可能真正找到中美長期的「正確相處之道」。 至少從我們自身立場來說，要找到與美國的“正確相處之道”，我們要從中國傳統文化中汲取智慧。 作為一個從未中斷的文明，中華文明在對外交往中存在著美國所不具備的諸多特殊性，而這些特殊性正是當今世界所需要的。

一是中華文明是一個世俗文明，沒有宗教介入支配政治的負擔。 馬克思•韋伯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中認為西方社會資本主義與宗教發展有根源關係。 其實，宗教對西方公共事務各方面產生深刻的影響。 儘管西方近代以來主張政教分離，但宗教衝突到如今還在發生。 撒母耳•亨廷頓更是在《文明的衝突》一書中將人類衝突提升到文明衝突的層次，而文明的核心在於不同的信仰系統。 不過，這項論點在今日的中東部分地區應驗，但並不適用於中華文明。 中國的儒家倡導“敬鬼神而遠之”，很好地描繪了中國的世俗文明對於宗教信仰的態度，即宗教信仰歸信仰，世俗事務歸世俗，信仰是個人事務，世俗是公共事務。 這實現了中國政治社會中的一個特殊現象：私人信仰與公共事務的合理分離。

在近代以來。 中國文明的世俗性質曾經長時間被錯誤地認為是中國落後的一個根源。 無論是早期的西方傳教士還是像英國哲學家羅素那樣的學者都認為中國人的「不敬神」導致了中國的落後。 近代以來，一些中國學者也接受了類似的觀點。 事實上，正是因為中華文明的世俗性質，傳統中國的政治始終沒有被宗教所支配。 中國人不需要在不同的上帝、不同的神之間做簡單的選擇，中國歷史上從未發生過類似西方那樣的大規模的宗教衝突，更不用說宗教戰爭了。 可以說，中華文明避免了公共事務的宗教化，有效地實現了政治文明與宗教文明的和諧共處。 這種文明特質使得中國在調解當今世界「文明的衝突」、處理宗教因素造成的國際糾紛上具有比較優勢。

二是中國文明中所包含的「大國大責任」概念。 中國傳統實踐的「朝貢體系」本質上是單邊市場開放和普惠式庇護外交，為週邊提供了區域共同市場和公共安全秩序，是客觀存在的等級秩序下的一種區域公共產品。 近代以來，西方批評中國傳統的「朝貢體系」總是糾結於中國是霸主，週邊各個附屬國對中國是臣服和納貢關係，中國利用強大的國家能力對鄰國實施欺凌壓制。 西方更是妖魔化朝貢體系為「磕頭政治」。 的確，近代以來，西方流行的觀念認為，在內政，人生而平等；在外交，國家基於主權之上而平等。 但正如盧梭所說，人生而平等，但實際上是不平等的。 而東方傳統則不一樣。 東方傳統認為，人生來就是不平等的，但透過後天的努力達到公平。 在外交上也如此。 傳統東亞國家間的關係並不平等，不同國家間透過禮制確立了其在朝貢體系中的等級地位，形成了以主要國家為中心的圈層結構，從而明確了各自的責任和義務，形成了一個等級化的和平的區域秩序。 中國如此，日本也如此。 就中國的朝貢體係而言，這一秩序本質上是中國對週邊國家實施了單方面的開放，是中國透過朝貢體係向周邊國家開放了市場，在促成周邊儒家文化圈形成的同時催生了當時的 “共同市場”的形成。 有別於西方，中國很少透過武力擴張強行打開別國市場，而是透過單方面開放促進市場形成。 更特別的是，中國對週邊國家的「納貢」從來不是剝削性的，回贈朝貢國或藩屬國的遠多於納貢，用今天的概念來說，體現了中國在這一等級秩序中 的「普惠式」外交理念。 回到今天，無論是「一帶一路」倡議或是上海進博會，都富含了中國文化傳統中單方面開放和普惠式外交的智慧邏輯，與西方資本擴張所伴隨的「鐵與血」形成 了鮮明對比。

三是中國傳統政治文明中所缺乏的地緣政治概念。 近代以來，世界格局源自西方國家的地緣政治，先由歐洲人主導，後由美國人主導。 當中國歷史數千年，從來沒有產生類似西方的地緣政治現象。 明朝鄭和下西洋並沒有使用侵略的手段，也沒有將所到之處政府成為中國的殖民地。 馬來西亞前總理馬哈迪曾說，中國與東南亞國家相處了幾千年，沒有把哪個東南亞國家變成殖民地，而西方人一來沒多久，整個東南亞就變成了西方的殖民地。西方的羅馬帝國跟中國的秦漢帝國有交往，但是中國透過絲綢之路和經貿人文交流實現了帝國之間的良性關係，而非霸權之間的「注定一戰」。 特別是在上述「朝貢體系」下，中國儘管有時也透過武力幫助週邊國家維持國內政權的穩定和免受外部侵襲，但中國的武力行為在於維護區域各國的和平發展，而非藉此實現殖民佔領 。 在當代，中國的崛起過程也是亞洲的和平發展過程。 在中國崛起之初，人們普遍相信，「中日必有一戰」。 但實際上怎麼樣呢？ 今天的中國GDP超過日本的三倍，但中國依然沒有對外擴張。 今天，人們又普遍相信，「中美必有一戰」。 不過，「必有一戰」是西方的經驗和西方的邏輯。 中國是根據自己的文明邏輯而非西方的邏輯而崛起的。

不管怎麼說，我們要從中國傳統文明來思考自己的崛起，也需要從中華文明的傳統智慧中尋找未來中美關係長期正確的相處之道。

古代繪畫中外國使節來朝的場景

（圖片來源：澎湃新聞）

“五个意识”导向

中美非零和博弈

人們對中美關係的認知最難跳脫的當屬簽署「修昔底德陷阱」思維。 不只很多美國人相信，國內很多人也相信。 部分國內輿論認為，中美關係最終要以打敗美國為目標。 這是不正確的。 像中美這樣的大國，除非是自我擊敗，不會是被對手擊敗的。 這樣的觀點在流行，主要原因在於沒有明確中美關係的目標是什麼。 無論是接觸、交流、競爭、合作，甚至對抗或戰爭，這些都是處理雙邊關係的方法，而非目標。 今天，美國有力量跟中國競爭和鬥爭，中國發展到今天也有力量跟美國競爭和鬥爭，但這一切又為了什麼呢？我們只關注了要和美國合作或鬥爭的上半段，但還沒有想清楚下半段，我們到底要一個什麼樣的中美關係？

美國因為國內政治分化等原因，目前還不太可能達成中美關係的共識與目標。 但中國能不能確立自己的中美關係目標呢？ 這不僅可能，而且已經隱含在中國的外交實踐中了。 習近平主席提出“找到正確的相處之道”，我們首先實踐我們自己認知的“正確之道”。 從我們所實踐的外交中，我們可以總結出中國的“五大意識”，這些意識反映的是中國文明智慧，引導和規制著未來的中美關係，甚至是中國的國際秩序觀。

一是反霸權而不爭霸意識。儘管美國和西方少數人總認為中國在挑戰美國「以規則實現統治」（ruled by rules)的秩序 ，但中國的關注點不在於「ruled」（統治）而是在於「rules」（規則）。 中國希望透過積極參與全球秩序重建，推動國際秩序朝著和平、普惠、公平的方向發展，不僅有利於大國本身（中國深刻意識到美國同盟的成本），更有利於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利益 。 反霸而不爭霸，是中國外交一以貫之的原則，毛澤東時代中國外交的主要任務就是反霸權，鄧小平表明中國要“永不稱霸”，或者“永不當頭”。 今天，中國所提倡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更體現了中國與他國和平共處的決心。 不管是美蘇對峙還是美國霸權，廣大的發展中國家或中國本身都深受國家霸權主義之苦，中國絕不希望成為另外一個「蘇聯」或「美國」。

二是開放意識。中美這樣的大國，本身的開放就可以成為一個好的國際公共品。 就國際公共品的提供而言，大國天然地具有主要責任，小國無力承擔國際公共品的供給而只能選擇「搭便車」（free rider）。 中國是在開放的條件下崛起的，開放促成了當代中國，開放也使得中國在過去數十年為全球經濟的發展作出了較之其他大國更大的貢獻，因此中國對未來的開放比任何國家 都堅定。 去年20大提出了一個新的概念，即“制度型開放”，規則、規制、標準和管理的製度型開放。 從政策開放到製度開放，這是一個很大的改變。 如果說中美之間的競爭不可避免，那麼就開放而言，競爭的是誰比誰更開放，而不是誰比誰更封閉。 歷史地看，那個比較開放的國家會贏得競爭。 封閉就要落後，落後就要挨打。 這既是中國歷史的深刻教訓，也已經是中國開放文化的有機部分。

　這是2021年12月拍攝的斯里蘭卡科倫坡港口城全景，該港口城投資計畫是中國和斯里蘭卡兩國共建「一帶一路」的合作典範（圖源：新華社）

三是全球化意識。中國得益於過去的40年的全球化浪潮。 今天，當全球化遇到困難而美國和一些西方國家盛行經濟民族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之時，中國不僅沒有關起門來，而是在加強推進全球化。 在前不久舉行的第三屆「一帶一路」國際高峰論壇上，中國提出了「一帶一路」倡議的八項新措施，包括中國進口博覽會等機制安排，都體現出了中國積極推進全球化甚至主動 推進單邊開放的思路。

四是良性競爭意識。美國（西方）將中美關係界定為戰略競爭關係，其本質是可能引發軍事衝突的惡性競爭關係。 而中國追求的是以競爭促進合作的良性競爭關係。 中國不怕競爭，也歡迎競爭。 例如，為了和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競爭，美國提出了自己版本的“一帶一路”，G7集團也提出了自己的“一帶一路”倡議，對這些，中國在積極對待，歡迎任何能夠推動當地 國家的社會經濟發展的方式。 中國的方式好不好，應由當地社會說了算，而不是美國和西方說了算。 中國要避免的是聚焦於地緣戰略摩擦、軍備競賽的惡性競爭。

五是共贏意識。在中美競爭中，兩國在推動不同形式、不同性質的多邊主義。 美國在推動的是排他性的多邊主義（exclusive multilateralism），是針對第三國的；而中國在推動的是包容性多邊主義（inclusive multilateralism），針對成員國所面臨的共同問題。 前者是逆全球化和反全球化的，而後者和全球化相向而行，互相促進。 在其他國際事務領域也是如此。 這是因為中國相信，中美兩國之間的競爭並非零和遊戲，可以共贏。 世界之大，各國都可以找到自己的棲息之地。

　這是2023年9月在印尼普哇加達拍攝的一列雅萬高鐵高速動車組。 雅萬高鐵是東南亞第一條高速鐵路，是中印尼兩國共建「一帶一路」的旗艦計畫（圖源：新華社）

結  語

美國大選在即。 如果拜登繼續當選，中美關係將相對穩定。 如果川普當選，那麼兩國關係可能會再進入震盪期。 但即使這樣，也不足以令中國恐懼。中國有足夠的能力，足以在美國內部變化所導致的國際政治變化面前展現自身的韌性。 對中國而言，兩國關係要發展，關鍵還是要探索一條非零和博弈的相處之道。 美國如今的對華方略離不開所謂「三分法」——該合作的地方就合作、該對抗的地方就對抗、該競爭的地方就競爭。 正如習近平主席在今年6月會見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時所提出的，「中國尊重美國的利益，不會去挑戰和取代美國。同樣，美國也要尊重中國，不要損害中國的正當權益。任何一方都 不能按照自己的意願塑造對方，更不能剝奪對方正當發展權。”

未來世界秩序可以用中國傳統的概念「和諧」一詞來理解。要承認這個世界是「和而不同」的，和平與秩序是建立在「不同」之上的。 這並不難理解，儘管大家都不同，但大家都在同一個地球上生存，全球化時代的地球是越來越小，人類命運休戚與共，任何國家都不能獨善其身。

文稿整理

梅   陽：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國際事務研究院研究員。

袁浩延：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國際事務研究院研究助理。

黃紫藍：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國際事務研究院研究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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