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2023.09.26
王緝憲教授的最新著作《世界級大都會：港深雙城的演化經濟地理學》由商務印書館出版於2023年7月，該書致力於剖析香港和深圳兩大城市之間的演變，以及兩 地的相互關係和相互作用。
與傳統經濟學不同，演化主義承認歷史或過去帶來的“路徑依賴”，包括“技術路徑依賴”和“制度路徑依賴”，地理學者更加入了“地點依賴”，注重對過程的分析，用 發展的眼光看待未來的多樣性。
深港兩地發展動因和條件有明顯的差異，地理位置和發展階段不同，因此經歷了世界獨一無二的“起”“承”，走到了今天的“轉”，需要面向未來探討解決新舊問題，制定 長期規劃與建設策略。 香港和深圳如何找到一個比較理想的發展途徑，讓兩地在未來的互動合作中更上一層樓，推動大灣區進一步發展？
本書借鏡演化經濟地理學（Evolutionary Economic Geography）分析框架，嘗試深化港深動態發展關係的理解，提供新的思維。 此序是本書第一章的初稿，最終出版時，有所刪減。 但全書內容的介紹與該書內容一致，供讀者參考。
寫作本書的動因
2017年由中國國務院正式提出了「粵港澳大灣區」的概念及發展策略架構。 從此，香港和澳門如何進一步融入珠江三角洲的發展，成為這個地區政治、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關鍵議題和內容。 之後的五年，隨著相關議題、計畫和研究越來越多，大灣區概念也越來越清晰，特別是關於三大核心城市——香港、廣州和深圳在這個區域的核心地位也越 來越明顯。 其中，香港和深圳是兩個陸路緊密相連的大都市，一直有人不斷討論深港兩地如何“同城化”，雖然中央政府三番五次地強調“一國兩制”五十年不變。 而2021年底香港特區政府提出發展「北部都會區」讓人們看到兩地互動發展可能會進入一個新階段。 那麼，到底今天這個局面是如何形成的呢？ 怎麼樣才能在今天的基礎上，找到一個比較理想的發展途徑，讓香港和深圳在未來的互動合作中都受益，並有利於整個大灣區的發展甚至國家的利益？ 我們或許應該從過去這兩個城市如何走到今天的過程中找到比較清晰的答案。
深圳土地面積是香港的2倍，2022年，深圳以7,000人/平方公里超越香港人口6,590人/平方公里的市域人口密度
（圖源：《北部都會區發展策略報告書》）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英佔香港並沒有立刻回歸。 在一個1000平方公里的彈丸之地，以自由港經濟體為本的香港，靠著香港人的勤奮和拼搏，在1950年代至1980年代的40年工業化期間崛起為亞洲四小龍之一，成為當時的 「新興經濟體」的代表。 最近碰到一個香港新界的出租司機，還聽他美美地回憶當年每天打兩份工，雖然辛苦，住的地方也狹窄，但捨得大魚大肉、全然不擔心未來的感覺。
也是40年－從1979年國務院將寶安縣改制為深圳市，並在這個緊鄰當年英國管治下的香港的地方成立經濟特區，到2018年深圳國民生產總值（GDP）以美元計算正式超越香港。 超越香港的不僅是GDP。 僅為香港面積兩倍的深圳，從設市接過的寶安縣33萬人（1980），到2020年11月1日，常駐人口高達1756萬人（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已經 比香港人口（745萬，2020年）多1000萬有餘。 精彩的是，仍有許多青年人才源源趕來，加入這近2,000萬人口、超高密度的城市發展未來。
世界上雖然有很多所謂「雙子城」（Twin-City）的地方，但兩個相鄰大都市在70年的跨度裡如此快速崛起和成長，而且是在一個數百萬人口的大城市身邊長 出一個近2000萬人口的超級大都市，這絕對是人類歷史上的獨一無二。 更令人叫絕的是，兩個城市之間由一條實行「一國兩制」的硬邊界相隔，確保兩地不同，並通過有限往來，形成高度互補。
有人認為，香港的成功，是因其得天獨厚的港口條件。 事實上，有這樣條件的地方很多，像是福建的莆田、山東的日照、廣東的湛江。 有人認為，深圳的成功是因為成為改革開放試驗區的經濟特區。 廣東的汕頭也是，不過至今為止與深圳的差距越來越大。 有人認為，深圳是依托香港的優勢和與香港的密切往來。的確，鄧小平先生當年極度遠見卓識地決定在香港旁邊建造特區，就是為了充分利用香港，成為中國接近和走向全球市場經濟體系中的關鍵步驟。這是內地當時的計畫經濟板塊的邊緣，開闢了一個試驗田，引進市場因素，並承接和發展在香港已經證實了的成功。 前面提到香港成功的四十年和深圳成功的四十年，其中有十年，即1980年代，是重疊的。 就是這個承接期。
不過，並非貼在成功城市邊發展，就能成功。 馬來西亞的柔佛就在新加坡身旁，每天數十萬人騎摩托車往來，也沒見它像深圳這樣崛起。顯然，單一因素解釋不了香港和深圳的演變，更解釋不了為什麼兩個大都市會的經濟可以在「一國兩制」的環境下差異化發展，先後成功。
當然，應該不會有人忽略中國改革開放和經濟起飛這個歷史大背景對這兩個城市的決定性影響。 不過，從中微觀的地理角度觀察，深圳特區成立以來的40年，城市發展中心一直在它的南部，雖然在從東朝西地移動：羅湖/福田——南山/前海。 同時，香港也一直把它的發展核心區努力保留在維多利亞港周圍：港島北的中環、灣仔、銅鑼灣，九龍的尖沙咀、啟德、觀塘，2015年再提出在港島和大嶼山之 間填海造地的「東大嶼山」都市發展策略。 有深圳規劃人形容，深圳用臉去貼香港，結果香港給了個後腦勺。
香港「明日大嶼」計畫填海造地的區域衛星圖
（圖源：團結香港基金）
2019年香港出現1997年以來最大的政治風暴，以「攬炒」行動搞「光復」。 兩年不到的時間，不僅攬得了《國安法》，更由特首林鄭月娥在2021年10月最後一份施政報告中正式提出「北部都會區」概念，把北部兩個行政區共300平方公里的 土地劃入，規劃在2030—2048年期間，把人口從目前的95萬增加到250萬，並在這裡新增25萬就業機會和90多萬套房。 從隨後規劃署發布的《北部都會區發展策略》看到的細節說明，這將是香港有史以來（而不是1997回歸以來）第一次大規模開發接近北部邊界的地區，從空間上出現了一次 歷史的轉折。
中國有句成語──起承轉合，是用來形容一個好的故事，一篇好作文，一齣好的戲劇，往往由這樣四個階段組成：起、承、轉、合。 有趣的是，香港和深圳這對城市的發展故事，剛剛用了70年的時間，走過了（香港淘氣）“起”、（深圳）“承（接）”的兩個階段，來到了“ 轉折」的關鍵時點，將迎來數十年「整合」的時期。
我相信，這次的“轉”，對港深兩城未來發展是決定性的。 不過，《北部都會區發展策略》給的仍然不過是一個願景：香港把身子轉了過來，臉對著深圳的臉；至於她打算如何與對方交往，在交往中是矜持還是豪爽地應對深圳 的主動，都是未知數。 這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兩位多年來形成的“人格”，當然也受到“家庭背景”和“社會環境”的約束和影響。
誠然，現實世界不是戲劇，不可能按照導演的意願編排。人類對世界的認知其實很有限：上千名科學家花了三十年時間才證明了人類活動「有95% - 100%的機率」是近半個世紀地球表面溫度上升兩度的原因。 然而，我們仍然希望知道今後港深關係會如何發展，因為它不僅關係兩千多萬人口的生計，更透過粵港澳大灣區與整個中國未來的進程密切相關。 例如，如果2050年港深都會圈無法實現碳中和，整個大灣區這個在中國製造業最領先的地區就無法達至碳中和目標，國家對世界的承諾也有可能落空。 因此，回答這個核心問題也成了本書的初衷：究竟「一國兩制」下的港深兩制雙城將如何演變下去？
香港維多利亞港兩岸景色
（圖片來源：新華社）
看清現實，最重要的是有合理的觀察角度和分析架構。 筆者認為，近年來流行起來的「演化經濟地理學」（evolutionary economic geography）的思考方式很適合。 所謂“演化”，是從生物學引入經濟學，然後再引入經濟地理學的概念。 演化是一個發展、自我改造、震盪後自我組織的過程，表現為很長的一段時期內會產生有序的繼承事件。 與傳統經濟學不同，演化主義主張不確定性、非線性、偶然性、不可逆性。 它在經濟分析中放棄了傳統微觀經濟學中的最優化，承認歷史或過去帶來的“路徑依賴”（path dependence），包括“技術路徑依賴”和“制度路徑依賴”，地理學者更加入了 「地點依賴」（place dependence）。 整體上，這種分析框架著重於過程的分析，而不是以「最適」目標導向的純理論結果分析，因此演化思維可以用發展的眼光看待未來的多樣性。 由於一個具有一定規模的社會或經濟「過程」必然發生在特定的時間和特定的空間，因此，演化經濟地理分析可以用在比較微觀的，例如一個創新工業園區的成長分析，也可以用來比較宏觀的，例如一個地區社會經濟演變的過程。重要的在於掌握特定時間範圍、特定空間尺度、發展動因以及以及約束條件/環境一起組成的動態過程。
港深兩個相鄰城市發展的起承轉合，有著相當清晰的時間範圍與空間尺度。 正是因為兩個城市有明顯的發展動因差異和約束條件差異，以及所處的地理位置和發展階段不同，才出現了世界獨一無二的“起”“承”，並走到了今天的“轉”。
由於存在“路徑依賴”“制度依賴”和“地點依賴”，對港深動態關係理解的深度，將決定對這個兩制雙城大都會未來走向判斷的可靠性，從而製定出更合理的向期望 方向發展的對策。
深圳城市的管理水準在內地是一流的，圖為深圳地鐵
（圖源：Wikimedia Commons）
本書的結構
本書的第二章是理論建構部分，向讀者介紹用以分析香港和深圳這兩個城市如何發展、演化和互動的基本理論：演化經濟地理學。 「演化主義」源自於生物學，而經濟地理學中的演化分析則來自經濟學。 這方面比較多的應用是關於產業空間特別是高科技園區的分析，用於城市和區域分析的很少。 演化分析有幾個重要論點，包括路徑依賴、制度依賴、地點依賴等。 這種分析會關注不同的演變過程，區分「突變」「重複」「移植」和「變異擴展」。 本章除了盡可能通俗地解釋這些概念外，也提出了作者個人對於港深「兩制雙城」這個特例的分析架構：「時間—空間—比較環境—市場選擇」。 其中，對「比較環境」這個全書分析的基礎觀念做了比較詳細的定義。
第三章將以比較短的篇幅，回顧港深地區「起承轉合」的「起」點－解讀香港經濟起飛的基本事實、主要特徵、動因和約束條件及特定政治經濟環境，特別是香港作為“ 亞洲四小龍」的崛起及其以後的發展。 這是全書的一個背景鋪墊。 緊接著的第四章寫深圳這個「承」的起點，即深圳特區確立「兩制雙城」的特殊軌跡。 本章以深圳起步為重點，以「時間—空間—比較環境—市場選擇」架構解讀，深圳發展的時機、設置的地理特徵、初期與香港的巨大差別所在，例如內地投資和人員湧入，甚至工程兵 的貢獻。 在「約束/環境」方面，討論了當時中國宏觀體制尚未轉變、深圳屬於先行先試，及當時意識形態的約束。 作為案例，分析了招商局和袁庚從港口做到工業區再做到城市（「前港中區後城」的例子的前半部分適用於此）的過程，並通過不同事件的時序（例如蛇口 出口加工區的開建早於深圳經濟特區的出現）揭示深圳自身演化的特徵及與香港的關聯。
從第五章開始的六個章節，是演化分析港深互動關係的核心部分。 第五章分析的是1980年代開始的產業轉移與擴張，這是港深地區演化過程中唯一演化意義上的「移植」。 這方面雖然有大量史實和文獻，但真正把著眼怎麼放在兩個城市的關係上的極少。 要揭示的不僅是產業轉移和擴張以及前店後廠模式的形成，而且是在這個過程中一些既意料之中，又出乎意料的地方。 例如：
（一）香港新界西北三個新市鎮（屯門、元朗、天水圍）的工業大規模北移，導致當地失去就業機會，原來的工人不得不到維港兩岸的市中心以及觀塘等尋找 不同工種類別的工作，並長距離通勤；
（二）快速的都市化，導致短短10年不到的時間，轉移到深圳的產業再次轉移－從上步工業區北移到「關外」和東莞。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香港來的企業，並不是深圳製造業的骨幹；
深莞惠各類設施核密度分析圖與近十年人口成長分佈示意圖
（圖源：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深圳都會圈一體化2021年報告》）
（三）這個階段，空間不斷轉移的好處來自低土地成本、廉價勞動力以及中央政府對出口加工的補貼，企業沒有動力做R&D的投入，也就沒有關鍵技術的進步和創新。 還有一個背景，就是整體上，香港製造業原本在技術上就是跟隨者和模仿者，並沒有創新基因；
（四）工業轉移帶來了港口轉移，中間有大約10年的間隔，即深圳蛇口出口工業區的出現是1980年代初，而貨櫃港口是1994年後才開闢直達歐美國際航線的。 港口轉移是極為成功的。 這個國際上被稱之為「港口區域化」的過程，大大幫助了整個珠三角地區的產業鏈與世界市場掛勾，成為北美和歐洲市場的供應鏈核心環節；
（五）從製造業內涵來看，深圳所形成的製造業並不是複製和延續香港前三十多年的製造業，例如紡織業。 除了國際市場的需求可能不同，很重要的是內地相關產業跑到深圳與香港和台灣資本的合作。
第六章解讀深港是兩個處於同一個市場，但處於不同階段、有不同目標的兩個城市。 在市場經濟擴張中，港深政府的本質差異和發展階段差異導致了各自城市的發展特徵。
（一）1980年代至2008年，是深圳經濟成長最快的時期，並形成了製造業為核心的經濟結構。 而同期，香港完全轉型為服務經濟，並在政府不干預的情況下，形成了後來稱之為「四大支柱」的產業（金融、貿易與物流、旅遊、專業服務與工商業服務）。 兩者俱有強大的互補性，但正是因為大家服務於同一個市場（歐美+內地），而各自的生產要素卻不同，形成雙贏局面。 「一國兩制」在這個階段也是對兩個城市各展所長非常有利；
（二）「內引外聯」是兩個深圳外部關聯的方向。 外聯雖然是先行且是出口加工為本的，但內聯是內資和內地市場對具有「比較環境」優勢的深圳重要意義的確認。 內引外展是托起深圳迅速崛起的兩隻大手。 更重要的是，一個城市要做到內引外聯，靠的不只是市場，更需要政府的手；
（三）2008年全球金融海嘯後，深圳政府對本地企業出現的問題做出主動且力度大的「騰籠換鳥」。 雖然有一定陣痛，但事後證明轉型成功。 相反的是，香港在全球供應鏈中的中間人角色越來越小。 然而政府對此似乎並沒有“責任”，因為這是市場的決定。 「後工業化」的政府繼續把精力放在民生方面。 但經濟成長不再，埋下就業機會和晉昇機會缺乏的根基；
席捲全球的金融海嘯令各行各業大受打擊，香港樓市也難倖免，各地產天王收入縮水
（圖片來源：文報）
（四）高等教育的擴展。 1997年香港回歸以後，政府當年一個重要舉措，就是升格當時多個大專級別的學校為大學，包括香港理工學院，浸會書院、嶺南書院、教育學院，和香港城市理工學院，並新建了香港科技 大學。 這六所新大學與香港大學和香港中文大學一起，在新的競爭機制下，從全球引入了大量研究與教學人才，用了15年左右的時間，使得香港成為世界唯一的一個有5所大學 進入世界排名前100的城市。 無獨有偶，20年以後，當深圳開始跨過工業化階段，進入發達城市行列時，開始大力吸引和扶植新的大學，除了1987年建校的深圳大學，近年來新建的包括哈工大（深圳），深圳北理工莫斯科大學（2017），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南方科技大學、深圳技術大學（2019）、中山大學深圳校區（2020）、香港大學深圳分校（籌備中）等等。 至2021年，深圳已有近17萬在校生；
（五）老化和新移民。 這是香港與深圳在社會發展階段上最明顯、也是最重要的差異。 深圳目前居住總人口中新移民仍高達84%，而香港只有30%。 老化的香港，20%以上的人口超過60歲，而深圳80%的人口則在15-59歲的年齡層。 從某個意義上，或許可以引申一個重要的結論：香港需要深圳注入活力。
第七章專門討論兩個城市的共同特徵：超高密度城市化。 港深有共同特點：建設用地供應不足，雖然原因不盡相同。 “照貓畫虎”，這裡不是貶義詞。 貓是比較小的香港，虎是面積為香港兩倍的深圳。深圳在城市規劃和建設方面，有很多藉鏡香港的地方。 然而，由於經濟發展超快，而且沒有什麼實質上對移民的限制，人口也一直在快速成長。 這造就了在深圳，有很多香港甚至世界其他地方都沒有出現過的現象。 例如：
（一）大規模的超高建築。 深圳是世界上擁有最多高度200公尺以上摩天大樓的城市，而且高度集中在三個區域－南山區、福田區和羅湖區；
（二）其中的南山區，並非金融中心，也不是傳統CBD，而是高科技公司聚集地；
（三）與香港和許多成熟城市不同，深圳在短短的40年間，除了快速城市化，其城市核心區一直在轉移。 而許多地區已經“老化”，開始了“舊城改造”。 只要深圳不通過合併週邊城市，其今後的發展已經完全進入了所謂空間「存量」能力挖掘階段。 相反香港雖然最近被人詬病搞高地價政策，卻150年來僅開發了28%的土地，給今後改善土地供應留下了餘地，還有「增量」空間；
（四）香港1960-80年代有一個公屋建設的高潮期，當時適當地化解了社會矛盾和改善了許多勞工階級家庭的基本生活條件。 但本世紀，貧富懸殊的情況惡化，其中房地產價格持續上漲和房屋供應不足是核心原因。 相較之下，深圳並沒有及時推出公營房屋，目前，高租金正威脅深圳的發展前景；
彩虹邨是位於九龍的公共屋邨，鄰近香港地鐵“彩虹站”
（圖片來源：www.andthen.hk）
（五）與高密度發展的配合，需要公車優先的城市交通系統。 深圳沒有能夠及時形成該系統，儘管有強大的政府行政力量；
（六）從長遠看，如何在高密度下實現碳中和，是兩個城市共同面臨的難題。
第八章是一個相對關鍵的章節，討論港深之間跨境的人員、物流、金融、資訊流動及其約束條件的變動，即在「一國兩制」這個特定的約束條件下，兩地是如何相互 依托，長成今天這個奇特的雙子城的。深挖這方面政府政策的變動，法規的調整，對照實際上這四個面向的跨國流動，可能為今後港深合作發展帶來重要啟示。 似乎至今為止，這方面尚未有全面的分析。 本書嘗試尋找盡可能完善的資料，做一些實證分析和解讀。
第九章是對於過去40年港深兩個城市與其外部環境的關係做一個分析和總結。所謂外部環境，特別指自從深圳市出現以來，香港和深圳在中國的角色以及國家給予的特殊政策。 這方面，本人在這裡提出一個新概念：比較環境（comparative environment）。 深圳之所以是深圳，其特別之處，就在當年建立特區的時候，中央政府給予的特殊政策環境。 然而，這個環境的特殊性是相對的，即是一種「比較環境」：與內地甚至廣東省的其他城市相比，它有三個特殊的「身份」：國家級經濟特區、沿海單列市、與 當時已經進入已開發經濟的香港有開放的陸路連接口岸。 這個比較環境，就是1980年代起，大量資金、人才、勞工和企業湧入深圳的根本原因。 同時，香港也有自己的「比較環境」——普通法基礎上建立的自由港，而且一直就在南中國，長期與中國內地保持緊密關係。 這種與中國內地包括今日的香港不同的環境，是1840年香港成為城市以來，成為海外與中國資金聚集、人員聚集，逐漸從「門戶經濟」走向金融、物流、貿易樞紐的基礎。 兩個城市的人才和成功的企業，兩個城市成為世界級都市的成功，都是在「比較環境」建立之後出現的。 這就是路徑依賴、制度依賴和地點依賴的邏輯。 而香港和深圳這兩個「比較環境」之間有一個「環境級差」（environmental differential）關係，這個級差，是由「一國兩制」硬性鎖定的。 這個鎖定並不是簡單的以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的劃分所規範的。 這一章將會討論和提出的是，為什麼過去40年深圳的成功、港深互補式發展是以這個「環境級差」為基礎。 如果這一點可以確立，就為今後繼續長期實行「一國兩制」提供了理論基礎。 同時，過去40年這個「環境級差」並非鐵板一塊，而是一直在調整。 這個調整不僅在港深之間存在，深圳與內地其他地區也存在「環境級差」的調整，例如廣東省自由貿易試驗區的出現、澳門授權主導珠海橫琴區的發展等等。
內地與香港一脈相連，港深坐擁珍貴的自然資源，在保育與生態旅遊上潛力大
（圖源：《北部都會區發展策略報告書》）
更廣義的來看，全球範圍內也不斷出現「比較環境」的製造和調整。 RCEP的出現就是最近期的例子。 不同的區域自由貿易協定之間存在著投資和貿易環境的「級差」。它們的發展和演變，例如東協的演變和擴張，背後有特定的政治和經濟意圖、成員國的「最大公約數」等因素決定和驅動。 透過建立或進入特定的“比較環境”，爭取人才、投資和發展機會，已經成為世界趨勢。當然，這方面失敗的例子也比比皆是，很多開發區結果都是不了了。 國際上，TPP也沒有成功。 因此，這個“比較環境”，不是環境決定論，而是選擇發展基礎。 而「環境級差」太大或太小，也可能是不成功的原因之一。
這個總結之後還有兩章，討論今後的發展可能性。 第十章討論起承轉合中的「轉」的起點：香港北部都會區與深圳前海合作區。本章專門討論香港近期的最新進展、新舊問題，以及基於路徑依賴的可能選擇。 這部分的重點，是關於前海、北部都會區的規劃與建設問題。 另一個重點，是香港政府架構面臨調整的問題。 本章也會評論近期一些在大陸特別是深圳比較流行的相關看法。 哪些會受到路徑依賴的影響？ 如何突破？
其中一個重要的問題在《國安法》之前已經出現：深圳在國際分工進入平台化（所謂Wintelist[1]）以及跨境電商出現後，對香港中介企業的依賴逐漸減少。
最後的第十一章，聚焦在港深兩個城市進一步合作的種種問題和可能，特別是前面提到的四個流通（人員、物流、金融、資訊）。 另外，這兩個城市與整個粵港澳大灣區的動態關係，也是一個討論的內容。 這裡會強調一個內在邏輯，即大灣區是相對較虛的概念，實現大灣區的目標，具體要看每個城市自身的動力。因此，相對於港深之間深層互動的增加，大灣區提供的「比較環境」有較大的限制。 對香港影響最大的毫無疑問是深圳的未來。 同時，對深圳而言，大灣區似乎重要性較大，特別是與其有緊密產業鏈往來的東莞、惠州。
兩制雙城的港深是否可以透過互相嵌入的發展，形成某種城市創新，製造出新的「比較環境」？希望這裡能提出一些有價值的見解。
深港從「兩灣一河」到「雙城三圈」的空間概念圖
（圖源：《北部都會區發展策略報告書》）
首先，從演化理論角度來看，兩個城市經歷了完全不同的歷史進程，並處在不同的發展階段，因而在發展動能上也有巨大差異。 而兩座城市在體制上不同的基因，造成其中一個與國際上特別是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接軌程度高，另一個與整個中國內地的體制相似程度高。這其實是兩者的重要共通性：都有一個與自己更相容的龐大經濟體。 而港深兩個城市所坐落的大灣區是否能夠獲得進一步的發展，關鍵在這兩個龐大經濟體是否可以更好地互動互利。 也就是說，當局者170年前開口香港共40年前批准興建深圳經濟特區的初衷並沒有本質的改變。
非但初衷沒有改變，這兩個龐大的經濟體的矛盾似乎也沒有改變。內地近年來之所以提出「內循環和外循環」的說法，就是因為「內外」是兩個不同的世界。 而港深有各自不同的「主相容」環境，一個對外，一個對內。 而地理上兩座城市又是連體在同一個地區，共生演進了40年，形成了這個世界獨有的「雙城雙向門戶」（Dual-city Portal）。
當然，今天與40年前有太多的不同，本書從第四章到第十章也分析了這些不同的形成過程。 讓我們在這裡對這40年來演變中產生的一些質變和「新奇」做一個總結。
香港北部都會區建構“雙城三圈”，望求解決香港住房問題
（圖片來源：澎湃新聞）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點，是深圳崛起為一個以電子消費品製造業和網路經濟服務為核心的特大型現代都市。 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大多數香港人高度關注自己城市的前途特別是政治制度的演變是理所當然的，但他們對這個鄰居城市崛起的了解真是太少太少，而深圳對香港的影響會越來越大。1980年代深圳成為經濟特區時，曾經有過猶豫，是以工業為主，還是像香港一樣以商貿為主。 後來的發展，證明了選擇製造業是正確的路徑。 深圳崛起的過程雖然毫無疑問地與香港這個國際門戶帶來的貿易、物流、融資便利和充分及時的全球市場資訊高度相關，並因此演化出了自己製造業方面的強項，但來自中國內部巨大 的人才資源、人力資源、各路資本、國家改革開放宏觀政策對深圳的期待與支持以及具體執行者對改革開放的執著，一起把深圳在短短的幾十年間推向了與香港完全不同， 也與內地傳統經濟重鎮（如上海、天津、武漢）完全不同的高速發展軌跡。
這裡我強調深圳是以電子消費品製造和網路經濟服務為核心，是因為無論從演化理論還是現實世界看，緊鄰香港，的確是深圳較其他三個在中國大陸同時起步的經濟特區獲得更大成功的 重要原因，但這只是反映了空間或地點依賴。在時間維度上，深圳的出現不僅是中國打開大門走向世界的改革開放政策大起點，也剛巧是世界開始第三次產業革命、進入數位經濟和網路經濟的階段。
這一章給出了過去170多年內兩個城市演變的時序圖，這也是本書的一個總結性表述。雖然從經濟結構上，兩地在“各奔前程”，但確實不僅可以而且應該有更高的互補性，走出一條“合（作）而不同（城）”的道路。在這最後一章中，本人提出了一個關於未來合作發展的一個可能「劇本」（scenario），並提出了六點政策建議。
這個引言做了比較詳盡的各章節介紹，目的是讓讀者選擇讀哪一部分，跳過哪些，或者按照自己的習慣，讀完結論再看分析和理論。 不過，城市的演化則不可以隨意翻轉，它會遵從「路徑依賴」、「地點依賴」和「制度依賴」變下去，而且既可能重複以前的過程、發生特定的變異擴展，也可能發生突變。這正是我們可以從中得到未來發展啟示的原因。
作者王緝憲
大灣區香港中心 / 「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香港中心研究總監，前香港大學地理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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