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 2023.09.26
王缉宪教授的最新著作《世界级大都会：港深双城的演化经济地理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于2023年7月，该书致力于剖析香港和深圳两大城市之间的演变，以及两地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
与传统经济学不同，演化主义承认历史或者过去带来的“路径依赖”，包括“技术路径依赖”和“制度路径依赖”，地理学者更加入了“地点依赖”，注重对过程的分析，用发展的眼光看待未来的多样性。
深港两地发展动因和条件有明显的差异，地理位置和发展阶段不同，因此经历了世界独一无二的“起”“承”，走到了今天的“转”，需要面向未来探讨解决新旧问题，制定长期规划与建设策略。香港和深圳如何找到一个比较理想的发展途径，让两地在未来的互动合作中更上一层楼，推动大湾区进一步发展？
本书借鉴演化经济地理学（Evolutionary Economic Geography）分析框架，尝试深化港深动态发展关系的理解，提供新的思路。此序是本书第一章的初稿，最终出版时，有所删减。但对全书内容的介绍与该书内容保持一致，供读者参考。
写作本书的动因
2017年由中国国务院正式提出了“粤港澳大湾区”的概念及发展战略框架。从此，香港和澳门如何进一步融入珠江三角洲的发展，成为这个地区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键议题和内容。之后的五年，随着相关议题、项目和研究越来越多，大湾区概念也越来越清晰，特别是关于三大核心城市——香港、广州和深圳在这个区域的核心地位也越来越明显。其中，香港和深圳是两个陆路紧密相连的大都市，一直有人不断讨论深港两地如何“同城化”，虽然中央政府三番五次地强调“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而2021年底香港特区政府提出发展“北部都会区”让人们看到两地互动发展可能会进入一个新阶段。那么，到底今天这个局面是如何形成的？怎样才能在今天的基础上，找到一个比较理想的发展途径，让香港和深圳在未来的互动合作中都受益，并有利于整个大湾区的发展甚至国家的利益？我们也许应该从过去这两个城市如何走到今天的过程中找到比较清晰的答案。
深圳土地面积是香港的2倍，2022年，深圳以7000人/平方公里超越香港人口6590人/平方公里的市域人口密度
（图源：《北部都会区发展策略报告书》）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英占香港并没有立刻回归。在一个1000平方公里的弹丸之地，以自由港经济体为本的香港，靠着香港人的勤奋和拼搏，在1950年代至1980年代的40年工业化期间崛起为亚洲四小龙之一，成为当时的“新兴经济体”的代表。最近碰到一个香港新界的出租司机，还听他美美地回忆当年每天打两份工，虽然辛苦，住的地方也狭窄，但舍得大鱼大肉、全然不担心未来的感觉。
也是40年——从1979年国务院将宝安县改制为深圳市，并在这个紧邻当年英国管治下的香港的地方成立经济特区，到2018年深圳国民生产总值（GDP）以美元计算正式超越香港。超越香港的不仅仅是GDP。仅为香港面积两倍的深圳，从设市接过的宝安县33万人（1980），到2020年11月1日，常驻人口高达1756万人（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已经比香港人口（745万，2020年）多1000万有余。精彩的是，仍然有很多青年人才源源赶来，加入这近2000万人口、超高密度的城市发展未来。
世界上虽然有很多所谓“双子城”（Twin-City）的地方，但两个相邻大都市在70年的跨度里如此快速崛起和成长，而且是在一个几百万人口的大城市身边长出一个近2000万人口的超级大都市，这绝对是人类历史上的独一无二。更令人叫绝的是，两个城市之间由一条实行“一国两制”的硬边界相隔，确保两地不同，并通过有限往来，形成高度互补。
有人认为，香港的成功，是因其得天独厚的港口条件。事实上，有这样条件的地方很多，比如福建的莆田、山东的日照、广东的湛江。有人认为，深圳的成功是因为成为改革开放试验区的经济特区。广东的汕头也是，不过至今为止与深圳的差距越来越大。有人认为，深圳是依托香港的优势和与香港的密切往来。的确，邓小平先生当年极其远见卓识地决定在香港旁边建设特区，就是为了充分利用香港，成为中国接近和走向全球市场经济体系中的关键步骤。这是在内地当时的计划经济板块的边缘，开辟了一个试验田，引进市场因素，并承接和发展在香港已经证实了的成功。前面提到香港成功的四十年和深圳成功的四十年，其中有十年，即1980年代，是重叠的。就是这个承接期。
不过，并非贴在成功城市边上发展，就能成功。马来西亚的柔佛就在新加坡身旁，每天数十万人骑摩托车往来，也没见它像深圳这样崛起。显然，单一因素解释不了香港和深圳的演变，更解释不了为什么两个大都市会的经济可以在“一国两制”的环境下差异化发展，先后成功。
当然，应该不会有人忽略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起飞这个历史大背景对这两个城市的决定性影响。不过，从中微观的地理角度观察，深圳特区成立以来的40年，城市发展中心一直在它的南部，虽然在从东朝西地移动：罗湖/福田——南山/前海。与此同时，香港也一直把它的发展核心区努力保留在维多利亚港周围：港岛北的中环、湾仔、铜锣湾，九龙的尖沙咀、启德、观塘，2015年再提出在港岛和大屿山之间填海造地的“东大屿山”都市发展策略。有深圳规划人形容，深圳用脸去贴香港，结果香港给了个后脑勺。
香港“明日大屿”计划填海造地的区域卫星图
（图源：团结香港基金）
2019年香港出现1997年以来最大的政治风暴，以“揽炒”行动搞“光复”。两年不到的时间，不仅揽得了《国安法》，更由特首林郑月娥在2021年10月最后一份施政报告中正式提出“北部都会区”概念，把北部两个行政区共300平方公里的土地划入，规划在2030—2048年期间，把人口从目前的95万增加到250万，并在这里新增25万就业岗位和90多万套住房。从随后规划署发布的《北部都会区发展策略》看到的细节说明，这将是香港有史以来（而不是1997回归以来）第一次大规模开发接近北部边界的地区，从空间上出现了一次历史的转折。
中国有句成语——起承转合，是用来形容一个好的故事，一篇好作文，一出好的戏剧，往往由这样四个阶段组成：起、承、转、合。有意思的是，香港和深圳这对城市的发展故事，刚刚用了70年的时间，走过了（香港淘气）“起”、（深圳）“承（接）”的两个阶段，来到了“转折”的关键时点，将迎来几十年“整合”的时期。
我相信，这次的“转”，对港深两城未来发展是决定性的。不过，《北部都会区发展策略》给出的仍然不过是一个愿景：香港把身子转了过来，脸对着深圳的脸；至于她打算如何与对方交往，在交往中是矜持还是豪爽地应对深圳的主动，都是未知数。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两位多年来形成的“人格”，当然也受到“家庭背景”和“社会环境”的约束和影响。
诚然，现实世界不是戏剧，不可能按照导演的意愿编排。人类对世界的认知其实很有限：上千名科学家用了三十年时间才证明了人类活动“有95% - 100%的概率”是近半个世纪地球表面温度上升两度的原因。然而，我们仍然希望知道今后港深关系会如何发展，因为它不仅关系两千多万人口的生计，更通过粤港澳大湾区与整个中国未来的进程密切相关。例如，如果2050年港深都会圈不能实现碳中和，整个大湾区这个在中国制造业最领先的地区就无法达至碳中和目标，国家对世界的承诺也有可能落空。因此，回答这个核心问题也就成了本书的初衷：究竟“一国两制”下的港深两制双城将如何演变下去？
香港维多利亚港两岸景色
（图源：新华社）
看清现实，最重要的是有合理的观察角度和分析框架。笔者认为，近年流行起来的“演化经济地理学”（evolutionary economic geography）的思维方式很适合。所谓“演化”，是从生物学引入经济学，然后再引入经济地理学的概念。演化是一个发展、自我改造、震荡后自我组织的过程，表现为很长的一段时期内会产生有序的继承事件。与传统经济学不同，演化主义主张不确定性、非线性、偶然性以及不可逆性。它在经济分析中放弃了传统微观经济学中的最优化，承认历史或者过去带来的“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包括“技术路径依赖”和“制度路径依赖”，地理学者更加入了“地点依赖”（place dependence）。整体上，这种分析框架注重对过程的分析，而不是以“最优”目标导向的纯理论结果分析，因此演化思维可以用发展的眼光看待未来的多样性。由于一个具有一定规模的社会或者经济“过程”必然发生在特定的时间和特定的空间，因此，演化经济地理分析可以用在比较微观的，比如一个创新工业园区的成长分析，也可以用于比较宏观的，比如一个地区社会经济演变的过程。重要的在于把握特定时间范围、特定空间尺度、发展动因以及以及约束条件/环境一起组成的动态过程。
港深两个相邻城市发展的起承转合，有着相当清晰的时间范围和空间尺度。正是因为两个城市有明显的发展动因差异和约束条件差异，以及所处的地理位置和发展阶段不同，才出现了世界独一无二的“起”“承”，并走到了今天的“转”。
由于存在“路径依赖”“制度依赖”和“地点依赖”，对港深动态关系理解的深度，将决定对这个两制双城大都会未来走向判断的可靠性，从而制定出更合理的向期望方向发展的对策。
深圳城市的管理水平在內地是一流的，图为深圳地铁
（图源：Wikimedia Commons）
本书的结构
本书的第二章是理论构建部分，向读者介绍用以分析香港和深圳这两个城市如何发展、演化和互动的基本理论：演化经济地理学。“演化主义”来源于生物学，而经济地理学中的演化分析来自经济学。这方面比较多的应用是关于产业空间特别是高科技园区方面的分析，用于城市和区域分析的很少。演化分析有几个重要论点，包括路径依赖、制度依赖、地点依赖等。这种分析会关注不同的演变过程，区分“突变”“重复”“移植”和“变异扩展”。本章除了尽可能通俗地解释这些概念外，还提出了作者个人对于港深“两制双城”这个特例的分析框架：“时间—空间—比较环境—市场选择”。其中，对“比较环境”这个全书分析的基础观念做了比较详细的定义。
第三章将用比较短的篇幅，回顾港深地区“起承转合”的“起”点——解读香港经济起飞的基本事实、主要特征、动因和约束条件及特定政治经济环境，特别是香港作为“亚洲四小龙”的崛起及其以后的发展。这是全书的一个背景铺垫。紧接着的第四章写深圳这个“承”的起点，即深圳特区确立“两制双城”的特殊轨迹。本章以深圳起步为重点，用“时间—空间—比较环境—市场选择”架构解读，深圳发展的时机、设置的地理特点、初期与香港的巨大差别所在，例如内地投资和人员涌入，甚至工程兵的贡献。在“约束/环境”方面，讨论了当时中国宏观体制尚未转变、深圳属于先行先试，及当时意识形态的约束。作为案例，分析了招商局和袁庚从港口做到工业区再做到城市（“前港中区后城”的例子的前半部分适用于此）的过程，并通过不同事件的时序（比如蛇口出口加工区的开建早于深圳经济特区的出现）揭示深圳自身演化的特点及与香港的关联。
从第五章开始的六个章节，是演化分析港深互动关系的核心部分。第五章分析的是1980年代开始的产业转移与扩张，这是港深地区演化进程中唯一一次演化意义上的“移植”。这方面虽然有大量史实和文献，但真正把着眼怎么放在两个城市的关系上的极少。要揭示的不仅仅是产业转移和扩张以及前店后厂模式的形成，而且是在这个过程中一些既意料之中，又出乎意料的地方。例如：
（一）香港新界西北三个新市镇（屯门、元朗、天水围）的工业大规模北移，导致当地失去就业机会，原来的工人不得不到维港两岸的市中心以及观塘等寻找不同工种类别的工作，并长距离通勤；
（二）迅速的城市化，导致短短10年不到的时间，转移到深圳的产业再次转移——从上步工业区北移到“关外”和东莞。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香港来的企业，并不是深圳制造业的骨干力量；
深莞惠各类设施核密度分析图与近十年人口增速分布示意图
（图源：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深圳都市圈一体化2021年度报告》）
（三）这个阶段，空间不断转移的好处来自低土地成本、廉价劳动力以及中央政府对出口加工的补贴，企业没有动力做R&D的投入，也就没有关键技术的进步和创新。还有一个背景，就是整体上，香港制造业原本在技术上就是跟随者和模仿者，并没有创新基因；
（四）工业转移带来了港口转移，中间有大约10年的间隔，即深圳蛇口出口工业区的出现是1980年代初，而集装箱港口是1994年以后才开辟直达欧美国际航线的。港口转移是极其成功的。这个国际上被称之为“港口区域化”的过程，大大帮助了整个珠三角地区的产业链与世界市场挂勾，成为北美和欧洲市场的供应链核心环节；
（五）从制造业内涵看，深圳所形成的制造业并不是复制和延续香港前三十多年的制造业，比如纺织业。除了国际市场的需求可能不同，很重要的是内地相关行业跑到深圳与香港和台湾资本的合作。
第六章解读深港是两个处于同一个市场，但处于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目标的两个城市。市场经济扩张中，港深政府的本质差别和发展阶段差异导致了各自城市的发展特征。
（一）1980年代至2008年，是深圳经济成长最快的时期，并形成了制造业为核心的经济结构。而同期，香港完全转型为服务经济，并在政府不干预的情况下，形成了后来称之为“四大支柱”的产业（金融、贸易与物流、旅游、专业服务与工商业服务）。两者具有强大的互补性，但恰恰是因为大家服务于同一个市场（欧美+内地），而各自的生产要素却不同，形成双赢局面。“一国两制”在这个阶段也是对两个城市各展所长非常有利；
（二）“内引外联”是两个深圳外部关联的方向。外联虽然是先行而且是出口加工为本的，但内联是内资和内地市场对具有“比较环境”优势的深圳重要意义的确认。内引外联是托起深圳迅速崛起的两只大手。更重要的是，一个城市要做到内引外联，靠的不仅仅是市场，更需要政府的手；
（三）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后，深圳政府对本地企业出现的问题做出主动和力度很大的“腾笼换鸟”。虽然有一定阵痛，但事后证明转型成功。相反的是，香港在全球供应链中的中间人角色越来越小。然而政府对此似乎并没有“责任”，因为这是市场的决定。“后工业化”的政府继续把精力放在民生方面。但经济增长不再，埋下就业机会和晋升机会缺乏的根基；
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啸令各行各业大受打击，香港楼市也难幸免，各地产天王收入缩水
（图片来源：文汇报）
（四）高等教育的扩展。1997年香港回归以后，政府当年一个重要举措，就是升格当时多个大专级别的学校为大学，包括香港理工学院，浸会书院、岭南书院、教育学院，和香港城市理工学院，并新建了香港科技大学。这六所新大学与香港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一起，在新的竞争机制下，从全球引入了大量研究与教学人才，用了15年左右的时间，使得香港成为世界唯一的一个有5所大学进入世界排名前100的城市。无独有偶，20年以后，当深圳开始跨过工业化阶段，进入发达城市行列时，开始大力吸引和扶植新的大学，除了1987年建校的深圳大学，近年新建的包括哈工大（深圳），深圳北理工莫斯科大学（2017），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南方科技大学、深圳技术大学（2019）、中山大学深圳校区（2020）、香港大学深圳分校（筹备中）等等。至2021年，深圳已有近17万在校生；
（五）老龄化和新移民。这是香港与深圳在社会发展阶段上最明显也是最重要的差别。深圳目前居住总人口中新移民仍然高达84%，而香港只有30%。老龄化的香港，20%以上的人口超过60岁，而深圳80%的人口在15-59岁的年龄段。从某个意义上，也许可以引申出一个重要的结论：香港需要深圳注入活力。
第七章专门讨论两个城市的一个共同特点：超高密度城市化。港深有一个共同特点：建设用地供应不足，虽然原因不尽相同。“照猫画虎”，这里不是贬义词。猫是比较小的香港，虎是面积为香港两倍的深圳。深圳在城市规划和建设方面，有很多借鉴香港的地方。然而，由于经济发展超快，而且没有什么实质上对移民的限制，人口也一直在快速增长。这造就了在深圳，有很多香港甚至世界其他地方都没有出现过的现象。例如：
（一）大规模的超高建筑。深圳是世界上拥有最多高度200米以上摩天大楼的城市，而且高度集中在三个区域——南山区、福田区和罗湖区；
（二）其中的南山区，并非金融中心，也不是传统CBD，而是高科技公司聚集地；
（三）与香港和很多成熟城市不同，深圳在短短的40年间，除了快速城市化，其城市核心区一直在转移。而很多地区已经“老化”，开始了“旧城改造”。只要深圳不通过合并周边城市，其今后的发展已经完全进入了所谓空间“存量”能力挖掘阶段。相反香港虽然最近被人诟病搞高地价政策，却150年来仅开发了28%的土地，给今后改善土地供应留下了余地，还有“增量”空间；
（四）香港1960-80年代有一个公屋建设的高潮期，当时适当地化解了社会矛盾和改善了很多劳工阶层家庭的基本生活条件。但本世纪，贫富悬殊的情况恶化，其中房地产价格继续上涨和房屋供应不足是核心原因。相比之下，深圳并没有及时推出公屋，目前，高租金正在威胁深圳的发展前景；
彩虹邨是位于九龙的公共屋邨，邻近香港地铁“彩虹站”
（图源：www.andthen.hk）
（五）与高密度发展的配合，需要公交优先的城市交通系统。深圳没有能够及时形成该系统，尽管有强大的政府行政力量；
（六）从长远看，如何在高密度下实现碳中和，是两个城市共同面临的难题。
第八章是一个相对关键的章节，讨论港深之间跨境的人员、物流、金融、信息流动及其约束条件的变动，即在“一国两制”这个特定的约束条件下，两地是如何相互依托，长成今天这个奇特的双子城的。深挖这方面政府政策的变动，法规的调整，对照实际上这四个方面的跨境流动，可能可以为今后港深合作发展带来重要启示。似乎至今为止，这方面尚未有全面的分析。本书尝试寻找尽可能完善的资料，做一些实证分析和解读。
第九章是对于过去40年港深两个城市与其外部环境的关系做一个分析和总结。所谓外部环境，特指自从深圳市出现以来，香港和深圳在中国的角色以及国家给予的特殊政策。这方面，本人在这里提出一个新概念：比较环境（comparative environment）。深圳之所以是深圳，其特别之处，就在当年建立特区的时候，中央政府给予的特殊政策环境。然而，这个环境的特殊性是相对的，即是一种“比较环境”：与内地甚至广东省的其他城市相比，它有三个特殊的“身份”：国家级经济特区、沿海单列市、与当时已经进入发达经济的香港有开放的陆路连接口岸。这个比较环境，就是1980年代起，大量资金、人才、劳工和企业涌入深圳的根本原因。同时，香港也有自己的“比较环境”——普通法基础上建立的自由港，而且一直就在南中国，长期与中国内地保持紧密关系。这种与中国内地包括今天的香港不同的环境，是1840年香港成为城市以来，成为海外与中国资金聚集、人员聚集，逐渐从“门户经济”走向金融、物流、贸易枢纽的基础。两个城市的人才和成功的企业，两个城市成为世界级都市的成功，都是在“比较环境”建立之后出现的。这就是路径依赖、制度依赖和地点依赖的逻辑。而香港和深圳这两个“比较环境”之间有一个“环境级差”（environmental differential）关系，这个级差，是由“一国两制”硬性锁定的。这个锁定并不是简单的以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的划分所规范的。这一章将会讨论和提出的是，为什么过去40年深圳的成功、港深互补式发展是以这个“环境级差”为基础。如果这一点可以确立，就为今后继续长期实行“一国两制”提供了理论基础。同时，过去40年这个“环境级差”并非铁板一块，而是一直在调整。这个调整不仅在港深之间存在，深圳与内地其他地区也存在“环境级差”的调整，例如广东省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出现、澳门授权主导珠海横琴区的发展等等。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港深坐拥珍贵的自然资源，在保育和生态旅游方面潜力巨大
（图源：《北部都会区发展策略报告书》）
更广义的看，全球范围内也不断出现“比较环境”的制造和调整。RCEP的出现是最近期的例子。不同的区域自由贸易协定之间存在投资和贸易环境的“级差”。它们的制定和演变，例如东盟的演变和扩张，背后有特定的政治和经济意图、成员国家的“最大公约数”等因素决定和驱动。通过建立或者进入特定的“比较环境”，争取人才、投资和发展机会，已经成为世界潮流。当然，这方面失败的例子也比比皆是，很多开发区结果都是不了了之。国际上，TPP也没有成功。因此，这个“比较环境”，并不是环境决定论，而是选择发展基础。而“环境级差”太大或者太小，也可能是不成功的原因之一。
这个总结之后还有两章，讨论今后的发展可能性。第十章讨论起承转合中的“转”的起点：香港北部都会区与深圳前海合作区。本章专门讨论香港近期的最新进展、新旧问题，以及基于路径依赖的可能选择。这部分的重点，是关于前海、北部都会区的规划与建设问题。另外一个重点，是香港政府架构面临调整的问题。本章也会评论近期一些在内地特别是深圳比较流行的相关看法。哪些会受到路径依赖的影响？如何突破？
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在《国安法》之前已经出现：深圳在国际分工进入平台化（所谓Wintelist[1]）以及跨境电商出现后，对香港中介企业的依赖逐步减少。
最后的第十一章，集中探讨港深两个城市进一步合作的种种问题和可能，特别是前面提到的四个流通（人员、物流、金融、信息）。另外，这两个城市与整个粤港澳大湾区的动态关系，也是一个讨论的内容。这里会强调一个内在逻辑，即大湾区是相对比较虚的概念，实现大湾区的目标，具体要看每个城市自身的动力。因此，相对于港深之间深层次互动的增加，大湾区提供的“比较环境”有较大的局限性。对香港影响最大的毫无疑问是深圳的未来。同时，对深圳而言，大湾区似乎重要性更大，特别是与其有紧密产业链往来的东莞、惠州。
两制双城的港深是否可以通过相互嵌入的发展，形成某种城市创新，制造出新的“比较环境”？希望这里能提出一些有价值的见解。
深港从“两湾一河”到“双城三圈”的空间概念图
（图源：《北部都会区发展策略报告书》）
首先，从演化理论角度看，两个城市经历了完全不同的历史进程，并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因而在发展动能上也有巨大差异。而两座城市在体制上不同的基因，造成其中一个与国际上特别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接轨程度高，另一个与整个中国内地的体制相似程度高。这其实是两者的一个重要共性：都有一个与自己更兼容的庞大经济体。而港深两个城市所坐落的大湾区是否能够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关键在这两个庞大经济体是否可以更好地互动互利。也就是说，当局者170年前开埠香港共40年前批准建设深圳经济特区的初衷并没有本质的改变。
非但初衷没有变，这两个庞大的经济体的矛盾也似乎没有变。内地近年来之所以提出“内循环和外循环”的说法，就是因为“内外”是两个不同的世界。而港深有各自不同的“主兼容”环境，一个对外，一个对内。而地理上两座城市又是连体在同一个地区，共生演进了40年，形成了这个世界独有的“双城双向门户”（Dual-city Portal）。
当然，今天与40年前有太多的不同，本书从第四章到第十章也分析了这些不同的形成过程。让我们在这里对这40年来演变中产生的一些质变和“新奇”做一个总结。
香港北部都会区构建“双城三圈”，望求解决香港住房问题
（图源：澎湃新闻）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深圳崛起为一个以电子消费品制造业和网络经济服务为核心的特大型现代都市。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大多数香港人高度关注自己城市的前途特别是政治制度的演变是理所当然的，但他们对这个邻居城市崛起的了解真是太少太少，而深圳对香港的影响会越来越大。1980年代深圳成为经济特区时，曾经有过犹豫，是以工业为主，还是像香港一样以商贸为主。后来的发展，证明了选择制造业是正确的路径。深圳崛起的过程虽然毫无疑问地与香港这个国际门户带来的贸易、物流、融资便利和充分及时的全球市场信息高度相关，并因此演化出了自己制造业方面的强项，但来自中国内部巨大的人才资源、人力资源、各路资本、国家改革开放宏观政策对深圳的期待与支持以及具体执行者对改革开放的执着，一起把深圳在短短的几十年间推向了与香港完全不同，也与内地传统经济重镇（如上海、天津、武汉）完全不同的高速发展轨迹。
这里我强调深圳是以电子消费品制造和网络经济服务为核心，是因为无论从演化理论还是现实世界看，紧邻香港，的确是深圳较其他三个在中国大陆同时起步的经济特区获得更大成功的重要原因，但这仅仅体现了空间或者地点依赖。在时间维度上，深圳的出现不仅是中国打开大门走向世界的改革开放政策大起点，也刚巧是世界开始第三次产业革命、进入数字经济和网络经济的阶段。
这一章给出了过去170多年内两个城市演变的时序图，这也是本书的一个总结性表述。虽然从经济结构上，两地在“各奔前程”，但确实不仅可以而且应该有更高的互补性，走出一条“合（作）而不同（城）”的道路。在这最后一章中，本人提出了一个关于未来合作发展的一个可能“剧本”（scenario），并提出了六点政策建议。
这个引言做了比较详尽的各章节介绍，目的是让读者选择读哪一部分，跳过哪些，或者按照自己的习惯，读完结论再看分析和理论。不过，城市的演化则不可以随意翻转，它会遵从“路径依赖”、“地点依赖”和“制度依赖”变下去，而且既可能重复以前的过程、发生特定的变异扩展，也可能发生突变。这正是我们可以从中得到未来发展启示的原因。
作者王缉宪
大湾区香港中心 /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香港中心研究总监，前香港大学地理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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