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 2023.06.27

2023年6月19日，郑永年教授在全球溯源中心系列成果发布活动暨第二届大湾区“未来论坛”论坛上发表主旨演讲，题为“AI时代的中国开放战略”。郑教授认为，中美对话的基础就是人工智能。中美竞争的核心点就是AI，两国中AI技术做得好的国家，就更容易胜出。如果中国不想错失AI时代，就应该推动制度型开放, 即规则、标准、管理方面的开放。本文由郑教授演讲整理而成。

今天利用这个机会，我想就中国在新技术条件下的开放政策谈一些最近的思考。现在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了人工智能（AI）时代，这是开放的产物；如果不开放，我们就不会有像全球溯源中心这样的机构和产品。尽管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走过40多年，对中国人来说，“开放”这个词并不陌生，但是，开放在这个新时代到底意味着什么？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很明白的。

AI时代的大国战略博弈

基辛格先生今年100岁了，最近他接受了很多媒体的采访，可以看出他最担心的还是世界的战争与和平问题，他尤其对中美关系的现状和未来感到非常悲观。上世纪70年代，基辛格先生经历了尼克松访华的中美关系破冰之旅，改变了世界权力格局。现在，经过那么多年的发展，他再次审视世界局势，把中美关系放到整个世界局势来看，向我们释放出非常悲观的观点。他认为中美寻求和平共处之道的时间只剩下五到十年。如果两国不能找到和平相处的方式，按照现在的趋势发展，中美必然走向最终的冲突。所以，他在《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上发表的文章的主题就是如何防止中美之间的竞争变成战争。同时他也认为中美如果要共存，彼此要学会如何相处，就是要合作、讨论和对话。

中美之间有很多的内容可以对话，气候问题、公共卫生问题、核不扩散问题，这些都是近几年非常重要的议题。比如气候问题，中美之间如果不合作，其他国家再努力也解决不了，因为中美两国的碳排放量加起来差不多是全世界总量的一半。再比如，刚刚过去的新冠疫情，如果中美两国一开始能合作，就不会演变成后来的样子。核不扩散问题也是一样，更需要中美的合作。基辛格先生认为这些问题虽然重要，但已经不能构成中美对话的基础了。那么，中美对话的基础是什么呢？就是AI，人工智能。去年基辛格先生刚出了一本书叫《领导力：世界战略六案研究》（Leadership: Six Studies in World Strategy），其中有一章是讲AI时代。这个章节是他和谷歌前首席执行官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一起合写的。但是没想到今年基辛格先生和其他两人合作写了一本书叫《人工智能时代与人类未来》（The Age of AI and Our Human Future）的书，可见他对人工智能的高度重视。我个人觉得基辛格先生是对的，如果说冷战时期美苏之间的对话基础是核武器，那么在当下，中美之间的对话基础肯定不是气候问题，不是核不扩散问题，也绝对不是公共卫生问题，而是AI。

 《人工智能时代与人类未来》

（图源：亚马逊）

为什么这么说呢？美苏之间的核谈判、核对抗、核威慑，构成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冷战，双方形成了均衡的状态，以至于谁也不敢发动战争。因为只有核武器才能致对方于死地，如果没有这种武器，就没有和对手对话的资格。所以，我认为中美现在的竞争，核心点就是AI，谁的AI技术做得好，谁就能胜出。实际上，我们现在讨论的OpenAI，包括ChatGPT，自出现以来一直有很多的争论。包括ChatGPT的创始人也对AI技术可能给人类带来的毁灭性影响感到担忧，甚至呼吁大家能否停下来，冷静下来，思考这个技术要不要发展。但是我认为，这种技术一旦产生以及发展起来，就没有人会放弃它，这是得到世界历史证明的。核武器确实可以毁灭人类，但仍旧有一些国家不惜代价发展核武器。对这些国家来说，问题不是要不要发展，而是有没有能力发展出来。OpenAI也是一样的，即使这个技术会毁灭人类，大家也会竞相发展。所以，可以看到的结果是，一方面，大家在讨论AI技术对社会、政治、经济产生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各国又在加速AI技术的发展。

我想提出的问题是：中国会错失这个AI时代吗？历史上，我们曾经错失过许多新技术革命的机遇。从李约瑟（Joseph Needham）先生写的15册《中国科学技术史》可知，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到宋朝已经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了。历史地看，经济分两种，一种是掌握先进技术的前沿经济，一种是追赶经济。中国在宋朝就属于前沿经济了。尤其到了郑和下西洋的时代，更是世界领先。尽管学术界一直在争论，郑和七次下西洋究竟到了哪些地方？今天研究得出的最保守的估计指出，如果郑和没到达美洲，至少也到达了东南亚、印度和印度洋。郑和的船队，用今天美国学者的话来说，相当于今天的美国航母群。郑和的船队代表了国家的海上力量，而中国民间的海上力量，在当时同样强大。这个强大的民间力量就是从前人们所说的“倭寇”。倭寇当然包括日本人，但是要意识到，倭寇的主体是东南沿海的福建、浙江的海商，这两地当时的民间海上力量很强大。

但是后来中国在科技方面落后了。为什么落后？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流传着一句朗朗上口的话：封闭就要落后，落后就要挨打。这句话不仅对中国适用，对整个世界也是一样的。大航海时代以来，开放国家总是打败封闭国家，海洋国家总是打败陆地国家。这些是经过世界历史验证的。回看中国，两次鸦片战争的战败，以及其后长达一个多世纪的耻辱史，表明中国落后了。直至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才有机会奋起直追。毛泽东时代的“大跃进”运动就是在“赶英超美”的口号下发动的。直到今天，我们还是处在追赶经济的状态，还没有成为前沿经济。这也是为什么今天我们使用“伟大复兴”这个词的含义。中国曾经是强大的，现在如何实现赶超，才能比肩唐宋时候的前沿经济？我们为此还需要做很多努力。

AI时代与中国开放战略

关于AI时代的中国开放战略，有两个方面的问题值得讨论。

一是为什么中美之间的互联网经济规模的差距在拉大？

过去，中国在互联网领域和美国是旗鼓相当的。普遍认为有影响力的互联网公司主要还是集中在中美两国，因为日本、欧洲及其他国家的互联网公司都没有发展起来。直到今天，互联网公司还是中美两国的最强，但是量变了。美国这些年互联网经济的量越来越大，而中国的量在缩小。有人说这是政府反垄断，规制互联网公司的结果，当然这个也是有点影响的，但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国的互联网经济不够开放或者不开放。

中国有互联网，但是互联网公司之间“互不联网”。如果把中国互联网公司的运营方式与美国进行对比，就会发现美国的互联网公司是互相开放的。例如微软公司的反垄断案，按照传统的方式，反垄断就是分解，把微软公司分解成几个公司。如果微软分解了，就不符合互联网时代的经济发展规律，所以美国法律用强制开放取代了传统的分解手段。所以美国的互联网公司是互通的，而中国的互联网公司之间都是“土豆”和“土豆”的关系，相互间没有任何的关系。2021年4月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网信办、税务总局召开互联网平台企业行政指导会，反对平台企业强迫商户在签订协议时“二选一”。美国没有这个问题。中国互联网公司的量加起来很大，但是不强。美国是又大又强，而中国是大而不强。

二是在互联网领域，为什么中国不能像美国和欧盟一样制定规则？

中国的互联网只在国内有点规则，大部分都是政府部门的监管规则。出了国门，面对的要么是美国规则，要么是欧盟规则。特别是欧盟，尽管缺少大的互联网公司，但是欧盟可以把强大的市场转化为规则。所以，可以看到美国既有强大的互联网公司又有世界规则，欧盟虽然没有大的互联网公司，但有国际通用的欧盟规则，中国有互联网、有空间、有量，但是没有规则。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因为没有互相开放。

实际上，人们甚至可以提问，中国的互联网是不是真正的互联网呢？我们的互联网是局域的，而西方的互联网是向中国开放的。如果西方互联网不向中国开放，中国的互联网就会成为“内联网”，这种局面也是有可能出现的。美国及其盟友在设想，构建一个民主互联网，只在民主国家之间互相沟通，以及而对中国设置防火墙。所以，如果美国这些互联网公司也研发自己的防火墙，那么未来的互联网就不能叫互联网了。

现在OpeAI产生了，我们没有理解为什么叫OpenAI。有人翻译为“通用人工智能”，我认为不对，OpenAI就是要Open，中国有没有Open？实际上，ChatGPT的逻辑是需要大量的应用场景对大量的机器进行人工智能的训练。从这样的角度来说，美国掌控了全世界的应用场景，而中国只掌控了14亿人的应用场景。这样比较一下，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ChatGPT产生在美国，而不是中国。

OpenAI研发的ChatGPT

（图源：路透社）

美国现在不仅制造出ChatGPT，而且还开始制定规则。历史经验表明，新技术的发明者往往是新技术应用规则的制定者。古代中国是个例外，当时的四大发明虽然对西方世界的塑造产生了重大影响，但中国没有抓住制定新技术应用规则的主导权，免费地把这些技术献给了其他国家。现在发明ChatGPT的这些人在制定规则，但是像马斯克等人也批评了ChatGPT，认为它违背了初心。这个初心就是Open。ChatGPT是因为开放才产生的，但是生产出来的产品被制定了规则之后就会变得不开放了。ChatGPT因为地缘政治的关系，不允许中国大陆的IP地址对接，这也是规则。要知道，技术不会是纯粹的技术，技术永远是和地缘政治结合在一起的。

中国开放战略的重点在于制度型开放

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中国不想错失AI时代，应该怎么办？唯一的办法就是开放，开放，再开放。去年召开的二十大说得非常清楚。中国以前的开放是在政策层面，但是二十大已经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叫制度型开放，也就是规则、标准、管理方面的开放。

中国想要推动制度型开放，第一要与世界规则接轨。不接轨的话，不可能走得出去。所以要参与进去，就像我们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样，要和世界规则接轨，在互联网领域也不可避免要和世界接轨。

第二要改变过于强调封闭的“小农”意识，要“走出去”。这一点非常重要。中国已经到了后工业化时代，但思维状态仍是小农意识。中国的企业，无论国企、民企都是 “土豆”，什么都想自给自足。我们最近的研究比较了民营企业如比亚迪、国有企业如广汽和外资企业如特斯拉。研究表明，马斯克的特斯拉是一个开放的系统，而中国的国有企业、民营企业都是相对封闭的系统，走出去比较困难。所以，像全球溯源中心那样的企业一样要走出去，无论是东南亚国家还是非洲国家，要真正做到开放，真正做到全球溯源。 

第三，更重要的是人才开放。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人才不够。中国人不行吗？其实中国人非常行。ChatGPT团队里面有很多中国的年轻人。关键还是要改变体制。技术的进步一定要开放，开放是体制的问题，而不是钱的问题。我们老是把人才的多少和钱联系在一起，其实和钱毫无关系。一定要给科研人员一个足够的自由度，去追求他们的兴趣。

江苏紫金山实验室

（图源：扬子晚报）

从这点来说，我们在关键的领域，一方面要发挥中国的制度优势。美国在这方面是没有制度优势的。无论是AI的产生，还是经济全球化，都对美国社会产生了毁灭性的影响，但是美国政府无法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中国的国家体制是有优势的，尤其在解决社会不公平的问题上。在过去的40年里，全球化为美国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但政府是无能的，导致社会越来越分化，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即使像加州硅谷这样的互联网世界中心，它的互联网基础设施依然是一团糟，就是因为没有政府统筹的制度优势。

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中国的短板。目前，中国在AI领域还是处于一个赶超的阶段，很多短板如果没能补起来，中国又会陷入以前鸦片战争时的类似情况。技术的进步是非常迅速的，我们绝对不要低估美国。美国在每次危机发生以后，尤其是每次战争以后，科技进步都很大。不管街头发生什么、白宫发生什么、国会发生什么，美国的技术一直在进步。所以，中国还是要奋起直追，看到美国的长处，向自己的对手学习永远不会错。像南沙这样的制度型开放实验地，一定要做一个样板，做到真正的、全方位的制度型开放，然后把南沙行之有效的经验总结、复制、推广到整个国家。

*本文原载于IPP评论，由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谭锐、研究助理赵晨野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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