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永年:產業政策與中國式現代化


導讀 · 2023.06.13

 

6月11日,《產業政策變革:中國與世界》全國新書首發暨讀者分享會在深圳書城·中心城舉行,本書主編香港中文大學(深圳)教授、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院長鄭永年在現場發表主旨演講。鄭教授認為,產業政策既是落後國家、發展中國家追趕發達國家的武器,也是發達國家維持霸權的有效武器。因此,我們應該研究的問題不應停留在是否需要產業政策上,而是要問「怎樣的產業政策更有效?」他強調,下一步,深圳要引領中國式現代化。「深圳有怎樣的產業政策,很大程度上將決定我們國家以後有怎樣的產業政策。」本文由IIA學術編輯組整理自鄭永年教授的主旨演講。

 

來了深圳以後,發現深圳人的口號是「來了就是深圳人」。我覺得這句話非常好,深圳本來只是一個小漁村,發展成今天約1700多萬人口的大城市,吸引了來自全國各地、全世界各地的人們。既然來了都是深圳人,作為深圳人就要為深圳做點事情,如此一來這個城市才是可持續發展的。

 

我是一個文字工作者,也在想為深圳做點什麽,與深圳出版社合作的初心就在於此。為什麽一定要在深圳出版?是因為深圳已經有那麽大的經濟體量,需要更多與之匹配得上的文化載體。我們選擇與深圳出版社聯合打造這套《IIA前沿研究叢書》,就是希望能夠為深圳的文化事業添磚加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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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的深圳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

(圖源:新華社)

 

文明延續的要素是要足夠「強大」

 

盡管這本書是關於產業政策的,但我想把文化和產業結合起來,從文化強國的視角,談談我的看法。

 

總書記在北京出席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時特別強調,「中華文明具有突出的統一性,從根本上決定了中華民族各民族文化融為一體、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牢固凝聚,決定了國土不可分、國家不可亂、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斷的共同信念」。雖然世界上曾有那麽多的文明,但很多文明最終消失了。中華文明是唯一一個沒有中斷的文明。為什麽那麽多文明會中斷?例如南美洲的瑪雅文明,歐洲人去了以後攜帶病毒,使整個文明消失了;古埃及文明、古印度文明也都被中斷了。追根溯源,文明的消失、興衰有自身的邏輯,而文明的延續也有背後的邏輯。我認為,其中一個要素是要足夠「強大」。一個國家如果不強大,就可能面臨挨打的局面。1981年我去北大讀書的時候,「落後就要挨打」的說法十分流行。如何避免挨打?近代以來,產業政策就在提高國家綜合實力、避免挨打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在中國,關於產業政策的爭論到今天還在繼續,例如前幾年北大的林毅夫教授跟張維迎教授的爭論。張維迎教授認為,我們不需要產業政策,國家推動的產業政策越多,經濟發展越可能會陷入困境。林毅夫教授則持另一個觀點,認為一個國家要對發達國家實現經濟追趕,就必須有產業政策。

 

產業政策是實現「強大」的工具

 

所謂產業政策,就是在產業化以後、工業化以後,才有可能去製定的政策(工業化和產業化在英文中是同一個詞)。英國是第一個實現工業化的國家。因為是第一個實現工業化的經濟體,所以也是最強大的。正因如此,英國鼓吹自由貿易,認為政府不需要幹預經濟。當時的德國就有產業政策,世界上的第一個國民經濟體系(national economic system)就是產生於德國,該詞匯也是源於德國。當時的德國認為,作為落後國家要趕上英國,德國要有產業政策,要動用國家的力量。

 

跟英國比較,美國當時也是後發展(late-development)國家。但與德國不同的是,美國在建國那一代沒有產業政策的概念,而是依賴重商主義,保護民族工業。民族工業、民族產業崛起後再向其他國家開放,就能夠與發達國家的產業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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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20年代,美國福特公司的組裝車間

(圖源:CNN)

 

我要強調兩點。第一,產業政策是落後國家追趕發達國家的有效武器。產業政策最開始其實是落後國家、發展中國家的武器,從近代至今一直如此。美國如今批評中國的產業政策,但美國過去也有產業政策。日本、亞洲四小龍在上世紀追趕發達國家的過程中同樣有產業政策。

 

第二,產業政策也是發達國家維持霸權的有效武器。美國有沒有產業政策?與中國相比,美國的產業政策更典型。美國在二戰之前,或者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期間采取的是不是產業政策?現在美國拜登政府推動的經濟政策是不是產業政策?這些都是典型的產業政策。所以一個國家要不要有產業政策,這已經不是值得辯論的問題了。每一個國家,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要有產業政策。缺乏產業政策的經濟體不會得到發展。

 

產業政策變革需要更多「0-1」的突破

 

因此,我們應該問的問題是,怎樣的產業政策更有效?我覺得,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用40年走完了西方150年甚至更長時間的路,我們的產業政策是非常成功的。如果沒有這樣的產業政策,中國還是處於相對落後的位置。同為使用產業政策工具的經濟體,日本、亞洲四小龍與中國相比,經濟體量太小。但我們可以比較中國和印度,兩個國家的人口相差無幾。如果我們比較印度的產業政策和中國的產業政策,就知道中國的產業政策扮演了多麽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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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初期和2018年的深圳對比

(圖源:新華社)

 

同時要強調,產業政策仍然有很大的改進空間。我們能否追求一種更有效的產業政策?這是研究者要考量的,而非「要不要產業政策」。如何追求更有效的產業政策,也是IIA持續關註的重要課題。

 

此外,我們尤其要關註深圳的產業政策,結合深圳的實際來看待中國的產業政策。深圳非常重要,因為這座城市完全是改革開放40多年以來我國打造的最成功的一座城市之一。取得這樣的發展成果靠什麽?靠產業政策。過去40年,深圳已經成為了一個製造業中心、科創中心。「深圳的現代化在中國式現代化裏扮演什麽角色」,「深圳如何引領中國式的現代化」,這些都是我們正在研究的課題。在我看來,深圳是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中國式現代化的先行者。所以,不要小看深圳的產業政策。未來,深圳有怎樣的產業政策,很大程度上將決定我們國家以後有怎樣的產業政策,因為深圳至少比全國提前15年實現中國式現代化。

 

因此,我們今後的研究應聚焦如何通過深圳的產業政策鼓勵創新。如果我們把創新放在從0到10的刻度上,我們在製造業已有基礎上已經做到4到8了,下一步要做到8到10。更重要的是,我們以前是發展應用型技術,主要集中在1到10的刻度上。未來,我們還要推動0到1的原始創新。如果深圳接下來的5到10年內,有越來越多的從0到1的創新,那麽我們的產業政策就是成功的。我們也必須朝著這個目標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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