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  2023.03.08

3月5日，總書記在十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強調，高品質發展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首要任務。今年以來，全國多個省市也陸續召開了高品質發展大會，“高品質發展”成為2023年的熱詞。圍繞“什麼是高品質發展、如何實現高品質發展”這個話題，鄭永年教授以廣東為例，從技術進步、人才建設、制度改革、城鄉統籌等多個方面系統地闡釋了高品質發展的內涵。他指出，改革、開放和創新是實現高品質發展的三大法寶。

改革開放與廣東模式

改革開放以來，廣東實際上與日本、亞洲“四小龍”的發展路徑類似，都是向外資開放的外向型經濟體。上世紀80年代，中國外貿實行“兩頭在外，大進大出”的發展戰略，使其貿易、加工業興盛多時。這種發展模式還影響了製造業和城市化的進程。與中國其他地方相比，廣東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例如，浙江的製造業和城市化進程就以內資驅動；就資本的來源來說，廣東順德發展路徑比較像浙江，以內資為主。

整體而言，廣東的外向型經濟發展路徑與日本提出的“雁行模式”大致相同。日本的資本和技術轉移到了韓國、新加坡、中國臺灣和中國香港，然後再擴散到中國等其它國家。然而，雁行模式到中國大陸之後略有改變。中國內部也形成了雁行模式——廣東作為領頭雁先行一步，待發展起來之後，將資本、技術、勞動力等生產要素擴散到內地，從而推動了周邊地區的發展。

為什麼廣東能夠在全球化過程中成為世界經濟的一部分？這不僅是因為向外資開放，還因為西方世界接受了中國。全球化作為一個整體，促進了資本、技術和人才等生產要素在世界範圍內流動。在中美貿易戰之前，中國的現代化和全球化相向而行，互相強化，這是廣東得以迅速發展的根本原因。

從全球化的角度看西方資本的流向，80年代的雷根-柴契爾革命是一個重要節點。二戰後至70年代，大部分西方國家都奉行凱恩斯主義的經濟發展模式，資本和政府兩條腿驅動，一方面促進了西方經濟的發展，另一方面因為實行高福利政策，使這些經濟體變成了以高稅收為特點的福利國家。尤其是美國，在雷根稅收革命之前，其稅收水準可高達90%，也被稱為“准沒收型”稅收體制。面對國家內部的高稅收，西方資本迫切需要開闢新的發展領域。80年代我剛上大學時，西方福利國家仍在擴張，討論官僚經濟的書多不勝數，原因是西方稱之為“第三部門”，即區別於政府與市場的公共部門（public sector）都是官僚性質的組織運作的，效率不高。1970年代的石油危機之後，西方經濟進入滯脹狀態，導致社會普遍不滿。

雷根和柴契爾夫人的新自由主義改革影響深遠

（圖源：Politico）

雷根和柴契爾的革命就是通過內部改革把這些公共部門私有化，同時放鬆了金融管制。當資本流轉起來後，技術、勞動力等生產要素也隨之流轉起來。雷根-柴契爾革命盛行之初是在西方，且影響的重點範圍在大西洋兩岸，隨後蔓延到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等經濟體。日本和亞洲“四小龍”這些經濟體屬於西方體系的一部分，在冷戰期間才迅速發展起來。冷戰期間，除了80年代的日本在某些領域的技術要趕超美國而遭到打壓之外，西方體系內基本沒有形成尖銳的經濟或技術對抗。而且美國對日本的打壓是留有餘地的，畢竟日本在安全方面依靠美國，美國沒有必要將日本完全打壓下去。這種矛盾可視為西方體系的內部矛盾，與當前中美之間發生的矛盾性質不同。

中國改革開放後的前四十年基本上走的也是這種模式，承接了來自西方的資本和技術。當年鄧小平先生提出改革開放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要解決“貧窮社會主義”的問題，即貧窮不是也不應當是社會主義的特徵。西方的資本和技術與中國的人口紅利、廉價土地成本互取所需、緊密結合，一方面滿足了西方資本擴張的需求，另一方面加快中國擺脫“貧窮社會主義”的進程。中國的諸多政策，例如當時中國政府對外資和民營企業徵收的低稅率政策，使得部分領域甚至可以在數年內不徵稅，中國由此走上了快速發展之路。

外向型經濟是廣東模式最重要的特徵。改革開放後前幾十年的發展中環保意識不足，對生產導致的污染問題懲罰力度不大。但西方早在70年代就有環保意識和環保運動了，因此外資和技術就更有動力進入中國。廣東設立多個沿海經濟特區的特別之處就在於，由中央頒佈政策，授權部分地區運行不同於其他地區的體制。如果廣東的發展有模式，那就是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的模式，而且廣東把自身的生產要素優勢發揮到了極致。

2021年，廣東省GDP超12萬億元，超過韓國

（圖源：時代週報）

後來經濟學家經常把中國所具有的優勢概括為“勞動力紅利”。“勞動力紅利”在改革開放之前也有，但在進行改革開放之後才真正釋放出來。直到80年代初期，很多人認為經濟發展可能趕不上人口的快速增長，因此需要計劃生育。“勞動力紅利”本身很難解釋經濟的發展。從世界經濟發展的規律看，“勞動力紅利”發揮的前提是工業化和城市化。東莞、深圳等城市的加工製造業為什麼如此發達？中國為什麼可以成為世界工廠？正是西方的技術擴散與我們的“勞動力紅利”的有效結合。同一時期，為什麼資本流到中國而不是其他國家？為什麼沒有流到西方普遍認可的所謂民主國家印度？這就要強調我們的體制改革。資本不是願意到哪去就可以到哪去的，需要資本與外資接受國雙方接軌且有效配合。比方說現在的西方資本就不願意、也不可能到朝鮮去，但卻可以流到同樣是共產主義國家的越南去。

鄧小平當年提出，“和平與發展是時代的主流”。雖然資本是無國界的，但不是只要國境一開放，資本就可以進來。從蘇聯的戈巴契夫到俄羅斯聯邦首任總統葉利欽，再到現任總統普京，他們都曾親近西方，也曾打開國門、向西方開放市場，但俄羅斯就是吸引不來大量的西方資本。不少人認為“資本唯利是圖”，這種說法並不準確。現實說明，並不是任何市場開放後資本就自然進入的——這就必須提到政治因素。西方的資本和技術願意到中國來是因為西方曾抱有幻想，認為中國通過改革開放會逐漸使其體制變成西方所能夠接受的體制。

以上各種要素結合起來，形成了合力，才造就了快速發展的中國經濟模式。去掉任何一個要素，我們都無法完整解釋中國經濟在改革開放後的高速增長。

中國的內外部環境變化與挑戰

中國面臨的挑戰是內外部兼有的。2007-2008年金融危機後，首先出現了內部挑戰。正如雁行模式所揭示的，資本等生產要素會隨著生產發展階段的不同而發生地理的遷移。中國城市化發展到一定程度後，勞動力和土地成本提高了，環保意識加強了，企業稅收也不能那麼優惠了。中國早期對外資有較高的受惠待遇，隨著國民待遇原則和不歧視政策的執行，對外資也就不特殊照顧了。廣東當時就提出“騰籠換鳥”的概念，即騰出勞動密集型企業，淘汰高能耗、高污染的企業。國內的很多企業遷到越南等國家就是從那時候開始的，這是正常的市場經濟規律。

2008年，廣東提出“騰籠換鳥”戰略

（圖源：網路）

但現在情況不一樣了。外部挑戰以中美貿易戰為標誌，後發展出美國對我們“卡脖子”和系統脫鉤等問題。這對珠江三角洲影響很大，因為這個地區還有很多是做代工貿易的民營企業。我們常說“中國製造”，實質上是“中國組裝”。80年代以前，無論是“日本製造”、“德國製造”還是“美國製造”，大部分國家生產的都是成品，只有少量零部件來自其他國家。90年代後，東莞等珠三角城市的產品零件，包括附加值更高的零件，都是從其他國家運到本機群組裝再出口。所以我們說中國是“世界工廠”其實有誇大成分，更準確說是“世界組裝基地”。從“中國製造”發展到“中國智造”，其中所缺乏的就是原創性的東西。

中國80年代後的發展，依靠美西方的技術擴散，並將其加以應用。這使得我們在發揮勞動生產要素時，原創的東西比較少。這一發展特點與日本、亞洲“四小龍”一樣。日本早期的發展也是學習西方的，而韓國很多方面是學日本的，都是通過技術擴散，最後才轉化成原創的。

從技術應用升級到原創，中間會有個過程，沒有一個國家是從發展的最初階段就開始原創。從加工、應用再到原創，每個經濟體都必須完成這個過程，而我們現在就是到了一個進步到原創的關鍵節點。日本、亞洲“四小龍”可能沒有那麼大的緊迫感，因為他們是西方體系的一部分，西方的技術到現在都可以繼續應用。但是，現在美西方推動對華脫鉤，中國成了被打壓的物件，不僅先進的技術不被允許使用，原來使用著的技術也不讓繼續使用。而美國對華打壓的力度遠高於當年受打壓的日本，因為日本是西方體系的一部分，所以美國的打壓總會留有餘地。

珠江三角洲今天承受著很大的壓力，一旦遭遇中美系統脫鉤，很多產業就要垮下來。比如現在的晶片產業就面臨著嚴峻的考驗，華為的晶片設計公司海思本身已經具備先進的設計，但一旦美國實施出口限制或者多邊協議限制，荷蘭就無法向其供應光刻機，台積電無法供應代工晶片，海思的晶片也就無法投產。

2020年中國晶片設計市場區域結構

（圖源：前瞻經濟學人）

如何更好地理解“卡脖子”和“系統脫鉤”的區別？打個比喻，近代以來世界的整個科技系統就像一座山。各個國家、各個文明都對這座山有貢獻。阿拉伯世界的醫藥與數學、中國的“四大發明”以及西方國家都有巨大貢獻。二戰以前是歐洲主導這座山，二戰後是美國。改革開放以後，西方接受我們進入這座山，我們也通過改制進入了這座山，並且開始往這座山的頂端爬。現在的情況是，美國不僅不允許中國往科技山峰上爬，即“卡脖子”，還要把中國踢下去，即“系統脫鉤”。如果有人聲稱說我們自己可以再壘一座山，那只能是幻想。蘇聯的舉國體制實踐表明，一個世界、兩套技術體系是不可能成立的。

一旦“系統脫鉤”成真，中國就會面臨較大的發展壓力。比如2020年，哈工大被禁用資料計算與類比模擬類軟體MatLab後，其研究就受到了很大的阻礙。MatLab已經成為當代理工科專業領域必不可少的工具。在MatLab這類成熟的軟體出現以前，手工繪圖是普遍的，難道我們要靠回到手工繪圖的時代來發展科技嗎？這就反映出“系統脫鉤”給發展帶來的壓力。當然，系統脫鉤這個命題也不見得能夠完全成立，因為中國實際上已經是這座山的一部分了。

隨著土地、勞動力成本的上升，一部分資本從中國外流是正常的。但如果一個國家主動退出這座山了，就再也無法回頭。比如從沙皇俄國開始，俄國一直想融入西方經濟體系。然而，一旦蘇俄選擇“退出帝國主義體系”，這一切就回不去了。美國想把我們從這座山趕出來，但中國自古以來都對這座山就有貢獻，我們只能待在這座山裡面，並且繼續做出更大的貢獻，使得這座山離不開我們。技術需要開放，不開放就無法取得進步。所以我們要有信心，就算美國對我們關上大門，我們還是要對外開放，絕不能“閉門造車”。

唯GDP論不可取，高品質發展需注重分配公平

當前全國各地都在開高品質發展大會，但我們需要回答什麼叫高品質發展、怎樣實現高品質發展。在國際層面，“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美國以晶片聯盟（Chip 4）等方式圍堵中國；在國內層面，我們對形勢的預判也未必能趕上形勢的變化。疫情早期，我們控制住了疫情的擴散，復工複產，保證出口。歐美因為疫情不能得到有效管控這一事實給我們的出口增長創造了機會。之後，我們也想對民營企業加以整頓。當然，整頓不是像西方媒體所說的要扼殺民營經濟，而是為了反壟斷，為民營企業的發展提供一個更為健康的環境。不過，反壟斷力度太猛，帶來了一定的就業壓力。教培、房地產、互聯網企業這三個行業是民營企業的大本營，力度過大的反壟斷所帶來的不僅是經濟問題，更是社會問題。

圖源：香港01

2022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我們重提堅持“發展是党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2023年是全面貫徹落實黨的二十大精神的開局之年，是實施“十四五”規劃承上啟下的關鍵之年。二十八個省份都用了“高品質發展”這個說法。但遺憾的是，各地並未明確指出什麼是高品質發展，高品質的來源是什麼？如果不能回答這些問題，而大家都去追求GDP目標，那麼，很容易回到過去的“GDP主義”。

從目前的思想市場看，人們有必要感到擔憂。一部分人提出，房地產重新變成支柱性產業。這種提法可能非常危險，還是從以前的推動經濟發展的“三駕馬車”——消費、投資、貿易的舊思維出發的。廣東還是強調投資，但是應當思考投資到哪裡去，還要區分投資是有效投資還是無效投資。

就硬基建而言，東南沿海已近乎飽和了，基建投資缺乏空間。粵北山區過去推動了大規模的硬基建投資，但人口都往珠三角流動，造成了諸多無效投資和浪費。如果重複走老路，只會是將公路、橋樑等拆了又挖，挖了又拆。就新基建而言，5G的應用也可以有空間，但空間也不是很大，很難拉動地盤已經很大的經濟了。

房地產的發展目前面臨著轉型挑戰。房地產的產業鏈長、杠杆率高，對我國銀行等金融部門的影響很大，牽一髮而動全身。若政策不予以一定支持，會產生系統性風險。但是，認為房地產能夠再次成為支柱性產業是錯誤的。我們現在是要逐步解決房地產的舊問題，而不是再度讓房地產成為支柱性產業。解決舊問題的時候，我們一定要把“高品質”這個概念放在腦袋裡，轉變思路。考慮到北上廣深等一線城市的房產高空置率，高品質發展應該強調城市升級，從城市升級的角度來帶動GDP增長。如今北上深的房產空置率高達到約7%，而我國城鎮居民人均住房面積遠低於發達國家水準，這是一個分配不公的問題。

為智慧城市升級提供新動能

（圖源：德勤）

廣州、深圳還有很多城市居民都沒有所在城市的戶口，這些城市居民對深圳得認同感和歸屬感不強。所謂“有恆產者有恒心”，在中國人的傳統觀念中，如果沒有房子，對城市產生的認同感極為有限。如果他們深圳有住房了，可能就會愛深圳了。現在沒有戶口與住房的人可能只是“打工仔”，屬於流動人口。

對很多人而言，深圳就像是一個冒險家的樂園，流動賺一筆錢就走了。長此以往，深圳又如何與其他世界級城市競爭呢？從對美競爭的角度來看，美國是世界人才的平臺。美國本來就是移民國家，一戰、二戰後吸收了大量其他國家的科學家。美國以前沒有基礎科學，只是在《布希報告》出爐以後才建立起來的。美國應用技術跟基礎科學都是依靠國際人才發展起來的，矽谷三分之二的獨角獸公司都是由一、二代移民創立的。中國吸收到的人才很多是海外華人華僑。如果我們不能吸引歐美的科學家，為什麼不可以去吸引印度、俄羅斯、東歐的科學家呢？中國發展到這個階段不缺資本，同樣可以吸引海外人才。技術和創新都離不開人才，是高品質發展的關鍵。

解決目前房地產問題的辦法有很多。首先，提議政府設立住房基金，收購空置樓房，以此作為公租房。一線城市的土地成本很高，就連大公司華為都遷往東莞，普通人創業就更為艱難。因此，降低企業用地與居民住房成本，應當成為房地產產業發展的下一個目標。

2023年1月，廣東省住建廳表示，要以更大力度、更多優惠、更小成本精確支持合理住房需求 （圖源：網路）

其次，空置樓房經改造後，可以建成停車場、養老院、幼稚園等學前教育設施等。拿停車場來說，就是一個可以發展成產業的領域，我國的汽車產業發展很快，但配套的基礎設施還遠遠不夠。新加坡、中國香港這樣小的地方路邊都不像中國內地那樣停那麼多車，由車輛亂停亂放造成的悲劇已經不少，這些教訓應該吸取。

此外，城市中心的空置樓房改建為養老院和幼稚園，體現了一個城市對個體和家庭的溫度。比如新加坡PAP（人民行動黨）和MFS（全國職工總會幼稚園）就建了很多公立幼稚園，不僅費用較低，其設施和教師水準也很高，成為新加坡家長的首選。一個城市在養老和育兒領域提供的公共服務好不好，對緩解青壯年群體的撫養或育兒壓力至關重要。長期來看，這是提升城市對人的吸引力、提高人們生活品質的重要途徑，也是實現城市現代化目標的重要一環。

當前廣州、深圳的城市化速度太快，城中村暴露的問題越來越多。要怎麼改造？簡單粗暴的行政改造手段只會讓問題加重。要看到城中村在住房成本上具備的比較優勢，只有當公租房的價格與城中村持平甚至更低，城中村的居民才會有走出原地的欲望。把城中村改為公租房是較好的改造方式，匹配龐大的人口住房需求，也符合市場運作規律。

因此，從公平分配的思路出發處理問題，城市升級的重點物件應當是公租房、停車場、幼稚園、老人院等，這才是高品質發展的題中之義。

就軟基建而言，社會保障、醫療、教育、公共住房等軟基建應當成為下一階段的重點。包括歐洲發達國家、日本、亞洲“四小龍”等經濟體，軟基建幫助他們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使其成為高收入經濟體。可以說，軟基建是經濟高品質發展的一個制度性條件。

日本的社會保障制度

（圖源：網路）

軟基建的制度性作用有以下幾個：

第一，軟基建是用來保底的。無論是歐洲國家還是日本，軟基建旨在保護社會，讓中低收入階層老有所養、病有所醫、學有所教。

第二，軟基建是中產階層的制度基礎。我們現在的中產階層非常脆弱，很容易因各種因素掉入中低收入群體甚至返貧。軟基建做好，就可以對中產階層起到保障作用。

第三，高品質發展需要打造創新社會。創新社會沒有普遍的規律，但創新一般在中產占大多數的社會中發生。創新是有成本、有風險的，中產以上的群體才更有動力去創新。只有社會保障、醫療教育、公共住房等條件基本滿足後，沒有太多“後顧之憂”，中產群體才敢於冒風險，可以大膽去投資、創業、創新。

第四，高品質發展還要打造消費型社會，而消費型社會需要中產階層的支撐。中國的中產階層約占總人口的30%，一般而言，中產階層占比超過50%才能被稱為消費型社會，中產社會就是消費社會。軟基建是中產最有力的支撐，也是科創的制度支撐。如果軟基建做不好，就很難打造創新社會，高品質發展便無從談起。

更進一步看，中產社會要消費什麼。我曾提出，消費社會要重視培養“文化中產”，消費高附加值的產品。一個產品既可以低價銷售，也能夠以高附加值的價格售出。文化是提高產品附加值的加速器。

此外，在公共住房方面，過去一些城市提出公租房比例要達到市場上的20%。實際上，幾乎沒有城市已經達到這一水準。香港是被公認為“房地產商治港”的地方，但香港公租房的比例也有將近50%。當然，相關制度設計應當十分謹慎，既要提供公租房，也要有商品房。新加坡住房的80%（政府組屋）用於滿足公眾的需求，20%（市場房）是用於滿足中高收入階層的需求。我們建議，深圳要向公眾提供500萬套公租房。如果這一建議能夠實現，很多問題也能迎刃而解。不過，商品房也是必須要有的，用以滿足中高收入階層的需求。這樣一來，城市既能夠實現社會公平，又能夠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新加坡的經驗非常成功，值得參考。

建立全國統一大市場需要統一的規則與標準

當前，中國的外迴圈受到了“系統脫鉤”的影響，很難期望繼續對歐美市場的出口的依賴，而對東南亞、非洲等發展中國家的出口不能彌補在發達國家的市場上遭受的損失。在這種情況下，我們要利用好東部沿海和內陸西部的協調，即內迴圈。儘管外迴圈不暢，但還是要繼續推動開放創新。同時，內部迴圈就顯得特別重要。但自從內迴圈提出之後，實際上有沒有迴圈起來？所以，打造全國統一市場既是實現內迴圈的需要，更是實現高品質發展的重要一步。

2022年3月，國務院印發《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於加快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的意見》

（圖源：新華社）

根據黨的二十大精神，全國統一市場指的是規則、規制、標準、管理等方面的統一，也就是營商環境的一體化。考慮到中國幅員遼闊、行政層級多，營商環境一體化很難一步到位，就要先從粵港澳大灣區、長三角、京津冀、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這些區域大市場做起。高品質發展來自統一的市場、規則、標準的對接。不斷提升營商環境對中國經濟發展的下一程極為重要。

具體來看，規則、標準建設有很多層面。首先是企業層面。全球前十的互聯網科技公司均屬中美，我國互聯網公司數量龐大，但是缺乏統一的互聯網規則。當這些企業走出國門，面對的既有美國規則又有歐盟規則，但缺乏的是由中國推動的國際互聯網規則。同樣，新能源汽車也是中國可以跟西方競爭的優勢領域，珠三角新能源汽車產業發展得很好，但是沒有在此基礎上制定出行業規則。

西方是在推動企業互相開放的過程中形成行業規則的。中國互聯網企業之間是一個一個的土豆，彼此不開放、不相連，但美國公司互相開放，又大又強。其實美國企業也是不想開放，但是美國政府在中間發揮了很大的作用，反壟斷等方法，以開放代替企業分解。中國面臨的問題是國企不向民企開放、國企之間和民企之間都不互相開放。國企想要做到全產業鏈的佈局，實際上一些供應商由民營企業來扮演會更好。

美國企業間的勞動分工也很重要。一種產品擁有諸多供應商，相當於每一個零件之間都有競爭，一旦一家企業的零部件品質提升了，其他企業的零部件水準也需要提高。相比之下，中國企業過於關注市場份額，而缺少技術進步機制。民企與國企之間應當互相開放。如果不開放，規則和標準就難以統一，我們的企業就只能跟隨歐盟標準和美國標準。

從政府層面來說，市場規則要建立起來。粵港澳大灣區九個城市的規則尚且無法做到統一，每一個地方政府都有自己的稅收返還，其環保、勞動力、招商引資政策規則都不一樣。東西部省份之間更沒有協調好，導致東部的資本、製造業和技能優勢很難和西部的資源、勞動力和土地等優勢結合起來，造成內迴圈瓶頸。回顧近代歷史，歐洲勞動生產力之所以能迸發出來，源於民族國家的形成，居民無論流動到一個國家的哪個角落，都享受相似的流通政策或標準。歐盟更是一個超國家的共同大市場。因此，規則統一對高品質發展很重要。

高品質發展的三大法寶：

創新、改革、開放

高品質發展的來源首先是創新。高品質發展離不開技術升級與創新。歐美是非常典型的由資本主導技術發展的經濟體，而日本、亞洲“四小龍”是非常典型的通過政府主導技術升級而實現高品質發展的經濟體。日本、亞洲“四小龍”在其經濟起飛之後，幾乎每十年就推動一次產業升級，而產業升級的核心就是技術升級。為此，我提出了“中等技術陷阱”這個概念。當前中國的供應鏈、產業鏈位於全球價值鏈的中等水準。以製造業為例，美國是第一梯隊，歐洲、日本是第二梯隊，中國是第三梯隊。當然，中國已經比很多發展中國家做得好，但如今遭遇“卡脖子”和“系統脫鉤”，要如何才能跨越“中等技術陷阱”？

要實現技術上的創新和進步，廣東下一個目標應該是加州。根據彭博社2022年10月的報導，加州如果單獨計算，是世界第四大經濟體；而把廣東的GDP單獨計算，是第十大經濟體。廣東要成為下一個加州，必須依靠粵港澳大灣區的融合發展。技術創新和進步必須同時具備三個條件，缺一不可：第一，必須擁有一大批具有基礎科研能力的大學和機構；第二，必須擁有一大批具有轉化能力的企業或者機構，既可以是國企，也可以是民企；第三，必須具有能夠支撐科技進步的金融服務，這在美國表現為風投。我們的粵港澳大灣區如果融合發展，這三個條件都是具備的。

加州有很好的大學，而我們大灣區九城的大學加上香港和澳門的大學，基礎科研的能力的不可低估，但還需要整合起來。同時，我們必須更加開放，融合世界基礎科研體系的思想市場。

粵港澳大灣區企業的技術轉化能力是最強的，否則不可能在過去幾十年成為世界工廠。反觀香港，香港要想再工業化成本很高。80年代以後的香港已經把製造業轉移到珠三角或者祖國內地其它地方。因此，要把香港的科研優勢和珠三角的科技轉化優勢結合起來。

粵港澳大灣區已就科技產業融合推出專項計畫

（圖源：網路）

就金融而言，我們缺乏一個有效的風投體系。當前的金融體系主要為金融穩定和實體經濟服務。而無論是中央還是地方國資的風投是短期的，其考量依據國資官員的任期而定，一般為3-5年，無法支援需要長期資金投入的科創企業。歐美風投的週期是8-15年。中國的體制決定了很難實現長期的風投，因此我們提出了設立雙金融中心的概念，一個是以上海為核心的金融中心，專門為實體經濟和金融穩定服務，另一個是以粵港澳大灣區為核心的金融中心，與美國的華爾街競爭。在這方面，我們也要做到思想解放。如果還是按照“三駕馬車”的老思維，依舊發展數量擴張型經濟，高品質發展則無以為繼。

第二是改革。首先在認識上要有所改變。例如，過去常提“三農問題”，是因為當時把城市化當作發展的目標，認為城市化、工業化會最終消滅農村。我個人認為現在不那麼強調“三農問題”是正確的。“三農”怎麼可能是“問題”？“農業”“農村”“農民”本質上都不是問題。因此，現在提“三農現代化”更為合適。

在農村，我們強調綠色低碳發展，即農、林、水統籌發展，這種統籌發展應當得到重視。中國提出三農的現代化，不能孤立地就本國來談本國，也要看世界大趨勢。美國不到1%的人從事直接的農業生產，而且這個比例還在縮小，其它發達國家也有同樣的趨勢。一定程度上，中國也將不可避免地走向這樣的趨勢，只是我們的農村人口基數大，需要更多的時間縮小農業從業人口的比例。因此，總體而言，三農現代化必須結合城市現代化一起考量。

針對所謂“富廣東、窮廣東”的省內分化現象，也要改變思路，從人性出發，進行改革。農民進城是人性所趨，城市居民到農村享受也是人性所趨。廣東的道路、橋樑等大型基建已經足夠，後續只是補充和完善。粵北山區應當像浙江那樣發展綠水青山，建設更多的省級或者國家級公園，發展旅遊業，這才符合經濟規律。

以鄉村振興為例，當前廣東的“百縣千鎮萬村發展工程”必須尋找新思路，一定要實現資本的雙向流動。“百縣千鎮萬村發展工程”要同時實現“兩個夢”。一是要考慮到農民的“中國夢”。農村居民有了錢，就到城裡買房，把小孩送到城市接受教育，因為優質的資源都在城市，這符合人性對美好生活的追求。二是城市中上層返鄉的“中國夢”。中國文明幾千年，無論一個人在哪裡發跡，最終還是要落葉歸根。各地現在所保留下來的農村“古跡”都是當時人們“落葉歸根”的產物，也是傳統文化的積澱。如果中國中上階層不改變生活形態，中國就難以實現鄉村振興與共同富裕，數千年的農耕文明就沒有載體。美國、歐洲是“窮人的城市，富人的鄉下”。窮人更希望享受到便利的交通，大家都居住在地鐵站旁邊，或者交通設施完備的地區附近；而富人自己有能力解決交通問題，所以他們可以住到鄉下。中國則與之相反。

時至今日，我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仍然較大

（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

因為體制上的原因，我們國家還沒有出現傳統上人口自由流動的情況，但最終還是會往這個方向發展的。中上層的城市居民下鄉是非常重要的。現在農村面臨的主要問題是缺失社會資本。農村之所以缺乏社會資本，是因為我們不允許社會資本進入，對社會資本持懷疑態度。無論是以前的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還是現在的美麗鄉村建設，儘管因為一些政策要素推動了部分企業家搞農村建設，但最後還是會爆發出很多問題來，因為在很多地方，這些專案都是在農村的土地產權問題不明確的情況下進行的。當產權不明確、不確定時，企業家就難以用長遠的目光在農村規劃發展。因此我們要進行農村土地制度改革，利用好社會資本，不僅僅是企業家的社會資本，更重要的是較為分散的社會資本（即中產階層的資本）。

改革的思路可以是在保護基本耕地的基礎上，尤其是農村基地拋荒比例很大的情況下，保證宅基地可以進行交易。從法律上講，實際上很多省份也允許宅基地的交易，可以讓宅基地流動起來，設置30年、50年甚至70年的產權年限。依靠現代的監督技術系統，我們可以有效防止出現傳統社會常見的土地集中現象。

第三是開放。中國可以踐行單邊開放，並不是說歐美不對你開放，就不開放了。新型舉國體制還是要在開放的情況下進行，社會上流行的“進口替代”並不可取。我們一定要利用起西方的市場邏輯、資本邏輯和技術邏輯，而不要掉入西方搞“卡脖子”和“系統脫鉤”的政治邏輯。我擔心的是中國會陷入政治邏輯。在美國搞泛安全化的時候，我們不能也跟著搞泛安全化，因為不發展就是最大的不安全。

今天的製造業有兩個現象值得注意：產業鏈外遷與人口紅利急劇衰退。我國供應鏈優勢是否會衰減需要認真評估。

產業外遷有兩種情況，一定要做區分。一種是自然的，就是前面所說的“雁行模式”；另一種是人為的。後一種起到的作用並不是很大。從特朗普開始，美國想動用行政力量把美國資本在中國的供應鏈或者國際供應鏈遷回美國。日本也想這樣做，但並沒有成功，依然有很大一部分供應鏈還是留在中國。因此我們不必誇大行政當局的力量，西方資本有著自己的邏輯。美國在對華政策上搞泛安全化的原因是政府缺少干預資本的工具，只有運用泛國家安全化的政治邏輯才能控制資本和技術流動。但我們不能陷入這種邏輯。我們有太多工具可以用了，沒有必要過度動用國家安全這個理由。如果產業鏈外遷是自然轉移的，我們就不需要過度擔憂。我一直強調單邊開放，只要開放著大門，西方資本還是會進來的。

至於人口紅利急劇衰退的問題短期可以解決，例如用延遲退休年齡等方法。長遠來說，這個問題也要解決好。一些地方也在想辦法，如四川出臺新規，允許非婚生育的生育登記。類似的政策或者試管嬰兒等應當被允許。但是，不應當對這類政策抱過高的期望，此類政策西方和東亞其他社會也都用過，但並未對出生率產生有顯著提振作用。

世界上人口下降最快的就是東亞儒家文化圈。中國城市化模式必須避免亞洲絕子絕孫的城市化模式，“只生產GDP，不生產Babies”。日本、韓國的城市化模式是需要我們警惕的模式。香港、新加坡因為有中國內地的移民，人口危機稍微得到緩解，如果中國出現了人口危機，外部因素是解決不了的。

中國已處於人口紅利末期

（圖源：好奇心日報）

城市越大，生育率越低。因此我一直提倡費孝通先生曾經提倡過的“小城鎮”概念（就當前人口規模而言已不是當時意義上的“小城鎮”），加快力度發展“小城鎮”，即發展三、四線城市。大城市化或者城市群大都是經濟學家和工程師為了GDP設計出來的。舉例來說，在農村自己洗衣服、自己做飯不產生GDP，但是在城市，給別人洗衣服、去餐館吃飯就產生GDP了。城市GDP很高，但生活壓力也很大。

從這個角度來看，“百縣千鎮萬村發展工程”是改變人口分佈結構的一個很好的工程。我一直在主張，不要把所有優質資源放到一線城市，也要考慮三四線城市，即縣級城市。縣級城市的生活有利於家庭的增長。

總而言之，如果我們回到GDP主義的老路，高品質發展的效果不會太好。以前中國一開放，外國資本和技術就能應聲而來。現在重新開放後，我們還要出去“搶訂單”，但也沒能吸引太多的海外訂單。所以，高品質發展這一步勢在必行。中國畢竟不是日本、亞洲“四小龍”，西方消化不了我們，我們也消化不了西方，所以要有新思維。過去“三駕馬車”拉動經濟的思維要轉變，高品質發展的途徑還需是新三大法寶——改革、開放、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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