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教授从共同富裕的角度，将全世界的国家和地区分为三类。第一类，贫穷国家，或者说低度发展国家，这类国家是大多数。第二类，富而不公、富而不平国家。这些国家尽管发展起来了，但财富和收入分配差异过大，社会高度分化，美国是最典型的。第三类，共同富裕国家，比如北欧国家的社会主义成分厚重、福利水平高，这类国家是极少数的存在。可见，共同富裕本身就是一个极难达到的标准。

郑永年教授指出，中国的共同富裕面临着内外双重挑战。从外部环境看，中国现在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美关系全面恶化，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美国和西方构建着各种排挤中国的经济集团，涉及到芯片、贸易、投资等各个领域；中欧关系复杂化，《中欧投资贸易协议》被搁置；中国企业海外营商环境迅速被“政治化”。从内部环境看，中国短板问题也很多：第一，技术被“卡脖子”，虽然我国技术发展迅速，但大都是应用性技术，原创性技术少而又少；第二，制造业工艺仍然处于低端水平，比如芯片，华为可以设计却不能制造；第三，规则被“卡脖子”，国内市场表现为大而不强、规则不统一，市场规模转化不成规则，结果就是国内市场被西方企业和标准所分割；此外，在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中，还要警惕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尽管面临重重挑战，郑永年教授对中国实现共同富裕的前景仍然持乐观态度。他认为，首先中国具有制度优势。中国的三层资本、三层市场构成的混合经济，和多元市场主体的作用，使得不同资本之间可以分工合作；而且，中国国家动员能力强，新型举国体制也是中国的优势，扶贫方面就是这样取得成绩的；和西方国家比较，中国政治是稳定的，改革开放以来同时实现了可持续经济发展与可持续社会稳定，背后就是制度支撑所为。

其次，中国已经积累了相当的财富基础与经验。中国已经实现全面小康，诸多方面有继续增长空间。而且，技术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转向原创性。

另外，美国（西方）已经无力围堵中国的发展。中国拥有庞大的市场力量，大资本不想放弃中国市场。同时中国有反制能力，中美关系、中欧关系已经不是美国和欧洲一家说了算。

讲座的最后，郑永年教授对如何构建共同富裕提供了一些可行性的思路。

首先，是要做好可持续发展。从内部来看，要发挥市场和政府的作用，强化发展作为政府的责任，并加强内部消费社会的建设。从外部来看，中国进入了“第三次开放”阶段，甚至是单边开放，比如和东盟国家签署了RCEP，并正式申请加入CPTPP。要践行新政策的概念，双循环、制度性开放并行。

其次，努力实现公平社会与共同富裕，这需要正确理解三次分配——上不封顶，鼓励致富；下要保底，做好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公共住房等；还要解决城乡问题，城乡双向流动，社会资本下乡。更重要的是要做大中产。税收问题是难点，现在的税收体制对中产不利，对社会底层也不利，这一块浙江的实践值得借鉴：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平衡，分工合作；外资和内资的平衡；区域分工合作与平衡发展；逐步把统筹提高到省一级。

最后，要进行体制改革与完善，要坚持包容式、开放式发展，把握好三个主体之间的关系——企业是经济主体，民众是社会主体，政党是政治主体。政策要协调好各方的利益，极左政策和极右政策都是有害的。

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日报、21世纪经济报道、南方都市报、广东广播电视台、深圳特区报、深圳晚报、深圳广电集团、香港大公文汇报等主流媒体同步跟踪报道此次讲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