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后美国作为全球唯一超级霸权，近年来已愈发难以独立支撑其全球领导力，全球治理呈现旧秩序松动失调与新秩序探索成型的交织状态：旧的国际秩序动摇导致全球秩序的“板块碰撞”，各种地方化区域化力量、国家或非国家行为体间的冲突开始涌现，造成了世界安全局势的局部持续动荡，但是我们还未能就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达成新共识，亟需拨开迷雾，把脉关键趋势变量。从复杂网络的视角看，今后主导和驱使全球秩序发展走向的仍是少数关键大国，中、美、俄、日、欧、印、土耳其等大国间的力量对比正发生结构性变化，影响未来的全球安全态势。
为系统性评估2025年中国外部环境风险，特别是与世界主要大国的关系，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举办百川论坛——“第四届中国外部环境的变化与评估：中国与全球大国关系”研讨会，邀请了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华洋海洋研究中心等智库以及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外交学院、同济大学、深圳大学等专家学者共同把脉中国与全球大国关系。
与会嘉宾合影
（图源：主办方）
中国与全球大国关系
开幕致辞中，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公共政策学院院长、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郑永年着眼美国内政的变化对国际秩序的影响展开阐述，提出要理解美国在特朗普时代可能的外交政策，首先要理解和重视美国的内政变化——因为美国内政的变化依然具有巨大的外部效应：在经济领域呈现对内“去国家化”与对外“国家化”的双重效应；在政治领域将意识形态作为一种工具来实现美国利益的最大化；在军事领域，美国政坛中的“美国优先派”与“中国优先派”将政策趋同，延续拜登时期的遏华政策，但是可能减缓亚太小多边围堵机制的建设进程。
郑永年指出，国家之间的竞争核心在于制度，在于谁比谁开放。“在不要低估特朗普政府对世界贸易体系的破坏能力的同时，更不要低估中国开放政策重塑全球贸易体系的能力”，郑永年强调，“历史已经证明，最终赢得竞争的，必然是更加开放的一方”。
郑永年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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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学术咨询委员会主任杨洁勉以“中国大国外交和大国关系格局：历史轨迹回顾和未来方向探寻”作主旨演讲，提出“东升西降是趋势，东弱西强是现实”。他指出，美国人当前对华判断是非此即彼，二元对立，而中国则要更加强调一分为二。“我们在作战略判断和战略布局时，切勿将趋势等同于现实”，杨洁勉强调。
“自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更加重视战略思维和顶层设计，增强了战略主动和战略定力，实现了从‘对大国的外交’到‘做大国的外交’的历史性转变”。杨洁勉建议，中国应通过在各个领域、地域和议题上的努力，来塑造真正的世界多极化格局，建成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杨洁勉作主旨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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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认知对抗与未来走向
（一）中美关系未来走向
议题一主要讨论了各位专家对中美关系的看法，指出南海需重拳治理，中国应抓住维权“窗口期”；同时，面对严峻的中美形势，中国应谨慎应对，广交朋友，寻求合作，保持战略定力。
华阳海洋研究中心理事长、中国南海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吴士存指出仁爱礁仍然是一个“流血”的伤口。那么，是否存在一劳永逸的“止血药方”？他表示，当前中国在南海的维权出现“窗口期”，关键在于中国能否抓住这个机会。南海将经历一个由乱及治的阶段，“治乱世用重典，平乱象出重拳”当作为中国未来的南海战略。
吴士存发表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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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是“好也好不到哪里，坏也坏不到哪里”，而现在要思考“最坏能坏到哪里”。西交利物浦大学教授由冀通过论美国推动对华军事冲突的逻辑，预测如果美国最终不接纳中国的崛起，其最极端手段莫过于推动中国卷入一场军事冲突。尽管战争的逻辑目前被地缘政经逻辑所对冲，但依然要“料敌在先，料敌从宽”，这是大国政治的必然。
由冀发表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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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所长、二级研究员袁征根据2024年美国大选结果，对未来中美之间关系的严峻形势给出三点判断：第一，尽管“东升西降”是大趋势，但至少短期内中美战略博弈是非对称性的——美强我弱、美攻我守；第二，美国会侧重软性遏制，通过科技封锁、出口管制和投资限制等方式牵制和延缓中国的崛起；第三，中美爆发大规模正面冲突的可能性不大，但两国需要探索管控矛盾的路径，以防止突发事件失控升级。
袁征发表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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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国际关系学系教授陈琪依托当前中美形势在无法左右美国政策的大环境下，认为中国可有四大应对之策：第一，不要“闻鸡起舞”，采取“缓行动，多说少做”的策略；第二，广交朋友，尤其是积极拓展与欧盟和东亚国家的伙伴关系；第三，尽管中美存在诸多现实和潜在冲突，但在共同利益领域要积极寻求合作空间；第四，在无法达成共识的领域应保持战略定力，必要时以时间换空间。
陈琪发表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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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美认知对抗
议题二聚焦中美认知对抗日益加剧的客观状态，指出其中“无霸思维”与“冷战思维”的碰撞不仅塑造了迥异的世界政治格局，而且成为影响各国看法与判断的关键因素。同时，“深层政府”的隐秘运作与认知域安全的新挑战，进一步加剧了这一对抗的复杂性与严峻性，对大国博弈与全球安全态势产生了深远影响。
“‘无霸思维’和‘冷战思维’构成了中美在世界政治上两种迥异的叙事逻辑，进而塑造着世界格局，左右着各国的看法与判断”。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周鑫宇指出未来中美博弈的三个关键问题：未来中美博弈中第三国将信任谁？他们认为世界应该如何演进？在这一演进中，中国、美国或其他国家将扮演何种角色？这是当前中美在政治上争夺的首要关键。
周鑫宇发表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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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科技大学国防科技战略研究智库主任、研究员朱启超指出，在美国所标榜的民主政治热闹表象之下，基于国家安全的泛化想象和维持全球霸权的惯性执念，美国安全情报部门、军工复合体、各类游说团队等力量早已悄然超越了宪法，编织出一个更为隐秘复杂的权力运作网络，这就是所谓的“深层政府”。我们所要应对的“美国”，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主权国家，也不是简单化的霸权符号，更不是伪装成为国家的公司，而是一个处于不断自我演化、自我强化的超国家组织。
朱启超发表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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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网络空间国际治理研究基地执行主任韩娜通过解析人工智能这一新兴产业在认知域安全的挑战与保障，指出“认知域”是大国博弈的关键领域，在数字时代认知域安全已成为影响全球安全的重要议题。认知域安全的核心内涵在于国家对意识形态、思想文化、价值观念的掌控能力、战略制定能力、决策实施能力以及对各类安全威胁的感知、预警和应对能力。
韩娜发表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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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大国（区域）与全球秩序发展
（一）中国与“全球南方”
议题三围绕“中国与‘全球南方’关系”的未来走向，从金砖国家合作的新路径、全球南方国家的共同诉求与挑战、东南亚国家的战略选择，以及“全球南方”作为“想象的共同体”的内涵与意义等多个维度进行深入探讨。
复旦大学中东研究中心主任孙德刚则从“区域南方”到“全球南方”中国与金砖国家合作对全球发展的贡献为切入点，提出面对西方高筑的排他性的“小院高墙”，金砖国家需要跳出“零和博弈”的惯性思维，跳出“民主与威权”的话语陷阱，来探讨政治现代化的多元模式。他强调，要寻找“朋友”而非寻找“敌人”，强调发展赤字而非民主赤字——这才是“全球南方”应做的普遍任务。
孙德刚发表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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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张友谊强调“全球南方”是一个集地理、经济、政治概念的综合概念。尽管“全球南方”国家在发展阶段和具体议题诉求上存在差异，但在求发展、求合作、求公正上具有广泛共识。当前“全球南方”整体影响力扩大，不少“全球南方”国家仍面临发展挑战。中国作为“全球南方”的当然成员和关键桥梁，应充分发挥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的中枢地位和在技术、产业等方面的突出优势，引领“全球南方”发展与合作，支持其他“全球南方”国家走既符合自身国情、又契合全球绿色创新趋势的新型发展道路。
张友谊发表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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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查雯通过分析东南亚国家更偏好动态、多元的等级秩序，将自己定位成一个大国势力范围的集合。故判断，在追随大国的过程中，相对于制度化的责任义务，东南亚国家更偏好灵活、模糊的联盟安排，以此避免被大国绑定或抛弃，以及被国内政治反噬的风险。“以追随谋安全”和“以灵活求自主”构成了其战略文化中一枚硬币的两面。
查雯发表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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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南方”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但首要的问题是谁和谁“共同想象”？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张春表示随着“第三世界”和“发展中国家”等概念的解体，“全球南方”提供了架构历史与未来、超越亚非拉的复合时空框架，不仅是当下多样性重构动力，还是政经再平衡模型，更是政治团结粘合剂。
张春发表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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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欧关系
议题四围绕“中欧关系的未来走向”这一主题，从世界与欧洲两大变局的冲击、特朗普时期欧盟的“双轨”战略、欧盟对华政策的“硬化”趋势，以及欧盟的战略自主与经贸关系等多个维度，全面剖析中欧关系在当前复杂形势下的现状与前景。
“中国与欧洲的关系是多元的，正处于世界与欧洲两大变局的冲击之下”。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冯仲平，探讨了对新形势下中欧关系的前景展望。他表示欧盟虽不等于欧洲，但可以代表欧洲。中国与欧洲的关系是多元的，正处于世界与欧洲两大变局的冲击之下。世界之变，不仅在国际秩序的重塑、世界格局的演变，也包括西方政治生态之变及“去全球化”逆流的涌动。而欧洲之变则可概括为三“失”：经济上的失速、政治上的失信、安全上的失靠。今后中欧关系需要置于两个三边关系当中思考，一是中欧美，一是中欧俄。
冯仲平发表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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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特朗普的上台，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主任郑春荣指出，欧盟将采取“双轨”战略应对：一方面，欧盟抱有希望，试图通过递交“投名状”来换取特朗普对欧洲关税政策的缓和；另一方面，欧盟也保持警惕，强调战略自主性，以避免特朗普再次无视盟友利益而“退群”。在对华战略方面，尽管欧盟有意通过强硬态度来“置换”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的稳定，但同时也担心这可能使自己陷入更大的战略困境。因此，未来的中欧关系将进入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调整阶段。
郑春荣发表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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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欧洲战事重燃、内部挑战错综复杂的背景下，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赵怀普指出，欧盟的对外政策正日益倾向于保守，其对华政策也呈现出明显的“硬化”趋势——即从过去强调与中国的接触与合作的温和外交策略，转变为采取更为强硬的态度，导致对华关系出现疏远、竞争甚至对抗的局面。尽管如此，考虑到中欧关系的互利本质和基本的韧性，以及欧盟内部在对华政策上的分歧，这种“硬化”趋势在一定程度上会受到抑制，其速度和强度都将受到限制。合作始终是中欧关系发展的基础和核心。放弃中欧之间的合作对双方来说代价巨大，得不偿失。
赵怀普发表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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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人文社科学院教授宋新宁则以欧洲联盟的开放性战略自主及其对中欧经贸关系的影响进行分析，认为欧盟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由于27个成员国与中国之间的利益差异太大，无法形成一个共同的对华政策。为避免过度依赖，欧盟对华的“强硬”认知已是一致且定型的状态，但在行为能力上，欧盟却缺乏实施对华政策强硬的“实力”。可见，欧盟的“战略自主”能实现到怎样的程度，更多要看其自身行为能力——这不仅是其经济战略性自保的需求，也受其与他国关系的定位影响。
宋新宁发表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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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东亚关系
议题五主要讨论了东亚关系未来走向受东北亚再冷战化趋势、“灰色地带”竞争等因素影响，需应对多方面挑战；同时东亚应从俄乌冲突中汲取经验，包括巧妙斗争、遵循国际法、重视他国情报与理性等以更好构建国际关系。
“东北亚地区正呈现一种再冷战化的趋势，这实则反映了当前国际秩序新旧转换的历史困境”。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特约研究员杨希雨指出冷战化从来不是单一国家的个体行为，而是国家集团间的集体行为。从历史规律来看，每逢旧秩序失灵、新秩序未立之际，往往要通过大规模战争的爆发来颠覆旧秩序、催生新秩序。
杨希雨发表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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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北京大学海洋战略研究中心主任胡波分析，在可预见的未来，传统意义上大规模战争的爆发概率较低，然而在大规模战争门槛之下的“灰色地带”竞争却将变得更加激烈。综合政治、外交、军事、法理等非传统手段的综合运用，将成为外部挑战中国的主要方式。比如，菲律宾在南海对中国的“挑衅”行为，虽然其造成的实际伤害有限，但侮辱性却极强。面对这一形势，如何应对灰色地带的竞争？军事力量将在其中发挥何种作用？如何把握行动的烈度？——这些问题，正如胡波所指出的，是未来中美关系所面临的巨大挑战。
胡波发表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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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能从俄乌冲突中汲取哪些经验和教训？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国政政治研究所副所长梁亚滨提出，首先，在强调“勇于”斗争的同时，我们更应精通如何“巧妙”斗争，要“有所为而有所不为”。其次，国际法是大国间达成妥协的唯一途径，我们应回归国际法的本义，而非制定新的规则。第三，在国际舞台上，我们不应“轻视”他国的情报，更不应质疑他国的理性。真正的智慧，在于善于换位思考，而非空洞的警告或讽刺。
梁亚斌发表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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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俄关系
议题六讨论了中俄关系未来走向的影响因素，中国需调整国际战略思维，且在三边关系中发挥作用并处理好与俄合作及差异；其走向涉及经济融入、安全态势、在多边关系里角色定位以及遵循既定关系原则与独立自主推进统一战线等多方面考量。
北京大学教授冯玉军通过分析俄乌战争的全球战略影响认为当前中国面临两大问题。经济上，是以“新姿态”融入“再全球化”进程，还是会被边缘化和排除在外？安全上，是与美国（西方）保持和平共处，还是会滑向更深层次的相互遏制、对抗甚至战争？他指出，我们国际战略思维的底层逻辑亟需调整，不应将世界视作丛林法则、权力政治、地缘政治的竞技场，要切实践行全人类共同价值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冯玉军发表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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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华东师范大学周边合作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主任冯绍雷在演讲中指出，尽管三国间“没有直接交集”，但却有着“深深的互动”和对世界巨大影响。中美俄三边关系是人类历史长河中孕育的复杂网络——其深受发展道路、历史底蕴、政治经济结构等的影响。他强调，无论这一组三边关系将会是何等艰难的学习过程，但中、美、俄间的互相尊重、互获利益，乃是这一组大国关系的题中应有之义。
冯绍雷发表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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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姜毅从国家总体发展目标和统一战线两个维度阐述了如何认识中俄关系。俄罗斯与西方的斗争是对冷战后“分赃不均”的不满，既有“反霸”以维护安全利益的一面，也有传统意义上“争霸”以划分势力范围的一面。俄罗斯所主张的多极化，是以强国“瓜分天下”、主导进程、确立规则为核心的，具有打破既有格局的鲜明特点。
姜毅发表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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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中印、中土等关系
议题七主要讨论了一些崛起中大国或区域与中国的关系。中印关系起伏不定且印度此次改善关系似战略性“回摆”，中长期仍有其“三不主义”特点；中土关系处于新发展阶段但总体合作水平低且受战略互信、目标、安全等因素制约；环孟加拉湾地区则在地缘政治中地位关键且局势受多方影响而复杂多变。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林民旺通过幽默的比喻阐释了中印两国复杂的关系，过去十多年，中印关系起起伏伏。中国方面的感觉是“两朝被蛇咬”。常有人戏称，中印很难交好，因为印度对华奉行“三不主义”——不懂互惠、不懂感恩、不解风情。这次中印关系改善，印度方面的意愿不强、空间不大、定力也不够，更像是印度由于外部压力和对美外交受挫而采取的战略性“回摆”。中长期来看，印度对华政策仍将奉行“三不主义”:不敢对抗、不想中立、不愿追随。
林民旺发表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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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大学区域国别与国际传播研究院院长、外语学院院长戴永红指出，环孟加拉湾地区是地缘政治的关键节点：它不仅是连接中国与印度，横跨东亚、东南亚、南亚乃至西亚的“两国联三亚”，也是东南亚与南亚交汇的“一湾望两峡”，更是“一环接两洋”的桥梁——将美国从亚太到印太的战略延伸至印度洋。台海与南海的紧张局势，加上美国联合北约32国的动向，表明这已不再是双边的争端，而是区域乃至全球格局重塑的较量。
戴永红发表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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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研究所、中东发展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唐志超表示，过去20年的土耳其是走一条新的发展道路的土耳其，是寻求战略自主的土耳其。在政治外交上，土耳其不再完全追随西方的路线，不再搞全盘的西化。以前我们说土耳其是脱亚入欧的土耳其，现在土耳其选择回归亚洲，承认自己作为横跨欧亚国家所具有的特殊位置，强调发挥其奥斯曼-突厥-伊斯兰的三重历史文化属性的特殊价值。总体而言，对于中土关系，过去五十年，中土关系和务实合作取得了很大发展，但与双方的战略合作关系还不相称，潜力和空间巨大。他进一步指出，过去20年中土关系有点徘徊不前——总是进一步、退半步，其中主要的原因有三：一是双方之间还缺乏战略互信；第二是战略目标不明，双方对彼此的战略定位不太明确；第三是安全主导，特别在事关中国的核心利益上仍存在一定分歧。
唐志超发表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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