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永年教授從共同富裕的角度，將全世界的國家和地區分為三類。第一類，貧窮國家，或者說低度發展國家，這類國家是大多數。第二類，富而不公、富而不平國家。這些國家儘管發展起來了，但財富和收入分配差異過大，社會高度分化，美國是最典型的。第三類，共同富裕國家，比如北歐國家的社會主義成分厚重、福利水準高，這類國家是極少數的存在。可見，共同富裕本身就是一個極難達到的標準。

鄭永年教授指出，中國的共同富裕面臨著內外雙重挑戰。從外部環境看，中國現在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美關係全面惡化，對中國經濟發展產生深刻的影響；美國和西方構建著各種排擠中國的經濟集團，涉及到晶片、貿易、投資等各個領域；中歐關係複雜化，《中歐投資貿易協定》被擱置；中國企業海外營商環境迅速被“政治化”。從內部環境看，中國短板問題也很多：第一，技術被“卡脖子”，雖然我國技術發展迅速，但大都是應用性技術，原創性技術少而又少；第二，製造業工藝仍然處於低端水準，比如晶片，華為可以設計卻不能製造；第三，規則被“卡脖子”，國內市場表現為大而不強、規則不統一，市場規模轉化不成規則，結果就是國內市場被西方企業和標準所分割；此外，在實現共同富裕的過程中，還要警惕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儘管面臨重重挑戰，鄭永年教授對中國實現共同富裕的前景仍然持樂觀態度。他認為，首先中國具有制度優勢。中國的三層資本、三層市場構成的混合經濟，和多元市場主體的作用，使得不同資本之間可以分工合作；而且，中國國家動員能力強，新型舉國體制也是中國的優勢，扶貧方面就是這樣取得成績的；和西方國家比較，中國政治是穩定的，改革開放以來同時實現了可持續經濟發展與可持續社會穩定，背後就是制度支撐所為。

其次，中國已經積累了相當的財富基礎與經驗。中國已經實現全面小康，諸多方面有繼續增長空間。而且，技術積累到一定程度，就會轉向原創性。

另外，美國（西方）已經無力圍堵中國的發展。中國擁有龐大的市場力量，大資本不想放棄中國市場。同時中國有反制能力，中美關係、中歐關係已經不是美國和歐洲一家說了算。

講座的最後，鄭永年教授對如何構建共同富裕提供了一些可行性的思路。

首先，是要做好可持續發展。從內部來看，要發揮市場和政府的作用，強化發展作為政府的責任，並加強內部消費社會的建設。從外部來看，中國進入了“第三次開放”階段，甚至是單邊開放，比如和東盟國家簽署了RCEP，並正式申請加入CPTPP。要踐行新政策的概念，雙迴圈、制度性開放並行。

其次，努力實現公平社會與共同富裕，這需要正確理解三次分配——上不封頂，鼓勵致富；下要保底，做好社會保障、醫療、教育、公共住房等；還要解決城鄉問題，城鄉雙向流動，社會資本下鄉。更重要的是要做大中產。稅收問題是難點，現在的稅收體制對中產不利，對社會底層也不利，這一塊浙江的實踐值得借鑒：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的平衡，分工合作；外資和內資的平衡；區域分工合作與平衡發展；逐步把統籌提高到省一級。

最後，要進行體制改革與完善，要堅持包容式、開放式發展，把握好三個主體之間的關係——企業是經濟主體，民眾是社會主體，政黨是政治主體。政策要協調好各方的利益，極左政策和極右政策都是有害的。

新華社、人民日報、光明日報、中國日報、21世紀經濟報導、南方都市報、廣東廣播電視臺、深圳特區報、深圳晚報、深圳廣電集團、香港大公文匯報等主流媒體同步跟蹤報導此次講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