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泽民代表着一个时代，但他的逝世并不意味着他那个时代的结束；相反，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依然是那个时代的延续。如果不理解江泽民那个时代，就很难理解今天这个时代。更为重要的是，无论是认识江泽民那个时代还是今天这个时代，人们都必须把中国置于国际环境的时空背景之下，否则很难理解在一个特定时代所做的事情及这些事情的历史意义。每一个时代都是前一个时代的延续，同时这个时代本身也会被后一个时代所延续。

2012年，中共十八大报告中首先提出了三个“自信”，即“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之后，在“三个自信”的基础上又加上了“文化自信”，形成了今天的“四个自信”。但是，对“道路”和“制度”探索的一个最为关键的阶段便是江泽民时代。

这也符合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发展脉络。自晚清中国传统国家被欧洲新崛起的近代国家打败之后，中国就走上了一条漫长的道路探索和制度探索之路。各种政治力量的不同探索都离不开当时的国际和国内环境。中国共产党亦然。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就是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部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本身又是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史的产物，或者说，前者是作为后者的对立面登上历史舞台的。

历史地看，中国共产党的探索就受到三个大环境的影响：一是变化着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二是变化着的西方资本主义；三是中国本身的文明、文化和国情。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就是在这三大背景下进行道路和制度探索的。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欧洲社会主义运动密不可分，都是作为西方原始资本主义的对立面出现的，前者意图取代原始资本主义制度，后者意图为原始资本主义制度寻找一条出路。在世界范围内，其崛起和发展衍生出两条道路，即苏联道路和欧洲福利社会道路。

诚如英国作家狄更斯和法国作家雨果的文学作品所描述的，原始资本主义世界是一个悲惨世界。马克思则科学地分析了原始资本主义“人剥削人”的机制。市场和社会本来是一体的，市场是嵌入于社会的。但随着近代资本主义的崛起和发展，市场和社会脱离开来，成为“自主”的领域，市场不再是为社会服务的，而变成了相反，即人为市场服务了。这就导致了西方社会的“异化”（马克思语）。

作为“反向运动”（波兰尼语），社会主义运动登上欧洲历史舞台。在欧洲思想史上，对建立在私有财产制度之上的资本主义历来有两种相反的思路：在一端，以亚当·斯密和经济自由主义为核心，认为私有财产制度的确立是西方经济发展的最核心制度要素，因此提倡“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在另一端，以卢梭和马克思为核心，认为私有财产是所有罪恶的根源，因此提倡消灭私有制，实行公有制。

在实践层面，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直接导致了苏联十月革命和之后的苏联模式。苏联模式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的理念，消灭私有制，公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实行计划经济。欧洲社会主义运动则导致了西欧民主社会主义模式，即福利社会。民主社会主义模式是当时的第三条道路，即既不是原来的原始资本主义模式，也非苏联模式。苏联模式发生在经济较落后的国家，而福利社会模式发生在经济较发达的国家。

人们可以把福利社会视为是原始资本主义制度和公有制制度的中间选择，即“第三条道路”（Third Way），又称中间路线（Middle Way）。顾名思义，这是一种走在自由放任资本主义和传统社会主义中间的一种政治经济理念的概称。其中心思想是既不主张纯粹的自由市场，也不主张纯粹的社会主义，主张在两者之间取折衷方案。不过，人们不能把“第三条道路”简单理解成为“中间路线”，因为它不单单是走在中间，或只是一种妥协或混合的东西，它的提倡者认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都有不足之处，所以偏向哪一端都不好，它是努力揉合双方主义的优点以互补不足。

十月革命

（图源：网络）

在苏联革命之前，鉴于当时勃兴的欧洲社会主义运动，教宗庇护十一世在1900年代就指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不合适，希望找到走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中间的“第三条道路”。苏联革命之后所实行的计划经济模式在早期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对发达的欧洲社会，尤其是知识分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有很长一段时间里，欧洲知识界人人都称自己为“社会主义者”。这导致了欧洲保守力量的反弹：他们一方面在意识形态层面打压苏联模式，另一方面寻找有效方法来抵御苏联模式所产生的影响。1938年，英国保守党代表哈罗德·麦克米伦（Harold Macmillan）写了一本名为《中间路线》（The Middle Way）的著作，其后他在1957年至1963年就任英国首相期间就用这个政治理念来管治英国。1950年代，德国秩序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威廉·洛卜克（Wilhelm Röpke）在这个基础之上，发展成为“社会市场经济”的理论。

在整个冷战期间，欧洲民主社会主义和苏联模式成为两个平行的模式，但“第三条道路”实际上吸收了诸多社会主义思想的成分。可以说，在欧洲，社会主义运动促成了欧洲从原始资本主义到福利资本主义的转型，从而拯救了资本主义。

1990年代，欧洲国家第二次提出“第三条道路”的概念，西方社会面临的是一个不同的环境。

二战之后，包括美国在内几乎所有西方主要国家开始实行自从大萧条期间就形成的凯恩斯主义，政府对经济实行干预。凯恩斯主义对西方社会的贡献是巨大的，主要是福利社会的大扩张，而随着福利水平的提升，西方社会的中产阶层迅速扩大。但是，凯恩斯主义也导致了西方公共部门（国有企业）及其相关联的官僚机构的大扩张，政府深度干预经济，经济发展缺乏动力。在1970年代初西方能源危机之后，西方社会普遍陷入经济滞涨状态，凯恩斯主义对此无能为力。这直接导致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崛起。

1981年7月，里根在电视讲话中概述他的减税计划

（图源：网络）

到了1980年代，英国撒切尔政府和美国里根政府，提倡经济私有化、放松管制、个人主义以及全球化等理念，形成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或称供给侧革命。撒切尔和里根革命给西方经济注入了极强的发展动力。在国际层面，这场革命触动了资本和技术等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形成了日后很多经济学家所说的“超级全球化”（hyper-globalization）。但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到了1990年代也已经出现了很多问题，主要体现在政府失去经济主权、收入差异扩大、社会分化加剧、环保恶化等等。

第二波“第三条道路”随之而来。1990年代初，苏联已经解体，欧洲社会显然已经没有了外部的敌人。因此新的“第三条道路”企图调和凯恩斯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第三条道路的信仰者认为，单独的凯恩斯主义不可行，单独的新自由主义也不可行，因此，一个有效的方法就是融合两者，形成一个中间路线。

在理论层面，“第三条道路”以时任英国伦敦经济学院院长安东尼·吉登斯的《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1998年出版）为标志；在实践领域，则以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和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的经济政策为标志。

吉登斯在书中强调提出了“平等、对弱者的保护、作为自主的自由、无责任即无权利、无民主即无权威、世界性的多元化、哲学上的保守主义”等价值理念。可见，所有这些都是第一波“第三条道路”的主体，只不过是针对新时代的问题增加了一些新内容。

吉登斯认为，传统意义上的左派和右派已经不能解决这个时代所面临的问题，包括经济全球化、生态问题、家庭和工作性质的改变以及个人与文化特征等。比如，人们对全球变暖应当如何作出反应？人们是否应该接受核能源？工作应当在多大程度上依旧是一种核心的生活价值？诸如此类的问题都不是一个明确的左派和右派之间争论的问题。第三条道路是一种超越于老右派的新自由主义和老左派的社会民主主义之上的政治理论，而不是夹在两派之间的中间道路。

托尼·布莱尔接受采访

（图源：BBC）

在实践层面，托尼·布莱尔接受了吉登斯的“第三条道路”概念，在其任英国首相期间（1997－2007），放松对各种企业的监管，并为了鼓励企业创新和降低成本，多次降低企业税，包括对中小企业实行税额减免等政策，大力鼓励失业者接受各种职业培训使和督促其重新就业，规定失业者领取社会补贴必须以“寻找工作”作为必要条件，并惩罚怠工者。另外一方面，布莱尔政府不断加大对交通、通讯、社会服务等基础设施的公共投资，通过改革金融机制提高服务效率。

在美国，比尔·克林顿在任美国总统期间（1993－2001），其领导下的民主党由于在1994年的国会选举中惨败，克林顿政府希望在两院得到共和党温和派的支持，从而通过民主党主推的法案，并决定推行中间路线，强调政府在财政上的保守、用一系列“工作福利”的政策来替代旧有的“高福利”政策以及对于自由市场的维护功能。同时，克林顿也努力将自己的举措和1980年代里根革命以来的自由放任主义经济学区别开来。

国际背景变迁的讨论有助于人们理解中国共产党所作探索的世界定位和世界意义。今天所说的“站起来”“富起来”和“强起来”更应当放在国际背景来理解，因为这些都是和国际比较而言的。

总体上来说，就国际背景而言，毛泽东时代横跨两个时代，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时代和社会主义建设时代。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建立一个新国家，这是“站起来”的先决政治条件；其次是发展，这是“站起来”的物质条件。中国共产党是国际共产主义的一部分，这本身表明中国和苏联的关联。诚如前面所讨论的，苏联模式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直接产物，也是落后国家寻求如何更快发展的模式。从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形成和发展的关系来看，并不难理解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当西方围堵中国的时候，为何中国选择了“一边倒”的政策，和苏联站在一边。

《论十大关系》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图源：人民网）

应当强调的是，尽管建国之后，中国和苏联同属一个体系，但毛泽东已经开始探索一条不同的道路。当毛泽东发现，苏联要求中国从属于苏联的时候，毅然和苏联决裂。同时，也走上一条不同的计划经济道路。如果说“农村包围城市”等学说的提出是毛泽东所进行的第一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那么与苏联模式偏离开来，实行中国式的计划经济可以说是毛泽东时代第二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因为当时世界范围内，苏联被视为是马克思主义的直接产物。毛泽东对中国发展模式的探索不是简单地为了如今天一些人所说的“和苏联争取国际共产主义领导权”，而是为中国的文明和国情所决定的。这里，“国情”指的是国家所面临的实际问题，而“文明”则指向解决这些问题的思考方法。

在实际层面，苏联的计划经济表现为消灭私有制、“公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和西方的“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直接相对。并且苏联的“公有财产”主要表现为中央官僚机构所有。苏联大部分的生产资料掌握在中央官僚机构手中，地方没有实质性的“产权”。中国则不同，毛泽东实行的是分权式发展，各级地方政府掌握绝大部分生产资料，而中央官僚机构没有实质性的“产权”。也就是说，在苏联的计划经济制度下，全部产权集中在中央官僚机构手中，而在中国的计划经济下，各级地方政府可以和中央分享产权。不同形态的计划经济也决定日后两个模式的不同发展方向。在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演变成为“寡头经济”，而中国分散的计划经济赋权地方政府在改革过程中扮演了一个关键的角色。

邓小平时代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概念。“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上提出来的。

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它由两层意思组成：一是社会主义，二是中国特色。当时社会主义所面临的两大问题：一是什么是社会主义，二是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邓小平给出了他的解决方案。

第一，社会主义是要实现共同富裕。贫困不应当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资本主义一样，社会主义也要追求财富和富裕，但和资本主义不一样，社会主义追求的不是少数人的富裕，而是共同富裕。什么是社会主义？邓小平曾从不同角度作过许多阐述，集中到一点就是共同富裕。他说：“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3页）他又说：“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4页）在南方谈话中，他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文选》第3卷， 第373页）

深圳莲花山公园邓小平铜像

（图源：网络）

第二，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传统社会主义概念中是没有市场经济的概念的，邓小平把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有机联系起来，解决了这个问题，并且进一步提出市场经济是通往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1990年12月24日，邓小平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在谈到改革时，邓小平指出，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不要以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道路，没有那么回事。计划和市场都得要。不搞市场，连世界上的信息都不知道，是自甘落后。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就市场经济是不是必然姓“资”，以及社会主义可不可以搞市场经济的问题，作了一个清楚明白、透彻精辟的总回答。他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与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解决了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关系之后，十四大正式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之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不断得到丰富和充实，成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核心。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的确立无疑是邓小平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重要内容。但也正是因为邓小平提倡市场经济，一些西方左派把邓小平视为是中国新自由主义的代表，这完全是从意识形态出发的，但同时也说明了邓小平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贡献。

江泽民卸任后曾回顾他主要完成的三件事：一是提出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二是把“邓小平理论”写入党章；三是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历史地看，江泽民时代开启了中国内政外交的三大转型。

1989年11月6日至9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

邓小平同志和江泽民同志亲切握手

（图源：中央广电总台中国之声）

这三件事中，第二件涉及到党建，也就是继毛泽东思想之后，确立了邓小平理论。这为之后执政党思想的连续性确立了一个传统。在国际层面，这里所说的第一件事和第三件事更具有理论实践意义，分别为社会主义的经济理论和政治理论作出了转折性或者里程牌式的贡献。

就社会主义理论而言，在传统社会主义那里，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处于一个对立面。不管怎么说，传统马克思主义把所有罪恶都归咎于私有财产，因此共产主义的目标就是要消灭资本主义，消灭市场经济。在实践层面，这一理论直接导致了苏联计划经济模式。而邓小平和其后的江泽民彻底改变了对社会主义的这种认知。

如前所述，邓小平开启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但真正上升为中国官方的经济理论和意识形态则是江泽民时代的事情。

在官方话语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经历了一段相当困难的过程。1982年党的十二大提“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87年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但1989年后，不少人对“市场取向”的改革产生怀疑，有人甚至提出要回到计划经济体制。另一些经济学家则认为应当坚持“市场取向”改革。到了1990和1991年，争论趋于激烈。根据参与者的回忆，时任总书记的江泽民在1991年组织了11次专家座谈会，广泛听取有关专家的意见，为预定在次年召开的十四大需要提出什么样的经济体制作为经济改革的目标，关于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应作何表述，提出具有前瞻性和现实可行的方案与构想。

党的十四大作出加快改革开放的三项历史性决策

（图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十四大报告围绕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而展开，表明这一概念已经成为官方经济理论的核心。更为重要的是，“邓小平理论”被提出并写入党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无疑是邓小平理论的核心。这表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性理论。

1990年代初，东欧苏联共产主义解体，这被西方普遍解读为“历史的终结”：传统共产主义终结了，同时也是长达半个世纪的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的终结，西方自由民主最终胜利了，西方自由民主是人类所能拥有的最好、也是最后的政治制度。苏联和东欧解体之后，整个西方对中国共产主义并不看好，很多人当时预测中国共产党会像苏东政权一样解体。在这个背景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的确立具有重大的国际和国内意义。

第一，在国际层面，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选择方向；第二，在国内层面，为中国的发展注入和提供了无限的动力。尽管中国的改革开放始于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但无论是在内部高速的发展和在外部与世界的接轨，都发生在1992年中共十四大之后。如果没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很难想象1990年代中国会有大规模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邓小平生前一再强调“解放思想”的重要性。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自然是思想解放的产物，而这一新思想，在江泽民时代发挥出巨大的发展动能。

总书记在江泽民追悼大会上强调指出，江泽民“留给我们的最可宝贵的财富，就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无论从中国共产党本身发展还是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的角度看，的确如此。如果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关乎社会主义的经济理论，那么“三个代表”的核心就是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

2000年2月，江泽民同志在广东省高州市领导干部“三讲”教育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

（图源：中央广电总台中国之声）

江泽民2000年2月25日在广东省考察工作时，从全面总结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和如何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出发，首次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行了比较全面的阐述。提出：总结中国共产党七十多年的历史，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赢得人民的拥护，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总是代表着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并通过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实现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不懈奋斗。人类又来到一个新的世纪之交和新的千年之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如何更好地做到这“三个代表”，是一个需要全党同志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深刻思考的重大课题。

近代以来，无论东西方，任何一个政治制度的核心在于“利益代表”。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而言，利益代表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其构成了任何一个执政党合法性基础的核心。苏联东欧共产主义之所以解体，是因为那里的执政党不能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不能满足人民的需要，失去了合法性基础。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走出了一条“第三条道路”，就是因为其把利益代表作为其政治制度的核心。

在漫长的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要代表工农阶级，依靠工农阶级夺取政权。但在成为执政党后，应该转型，通过大力发展生产力和先进文化，为全体人民服务。在西方，“代表”仅仅存在于“选举”领域，即人们选出自己的代表来表达和实现自己的利益。但“三个代表”的利益代表存在于经济、文化和政治各个领域。这种表述表明中国共产党具有很强的现代性（modernity），与世界其他政党相比，中国共产党是最追求现代性的政党。“三个代表”思想为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就中国共产党历史来说，“三个代表”思想无疑是执政党政治理论的一大创新；而从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史来看，“三个代表”思想解决了马克思所说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问题，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当确立怎样的政治制度。也就是说，这是江泽民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大贡献。

今天的中国从毛泽东时代的“站起来”，邓小平时代的“富起来”，到现在走向了“强起来”的道路。但无论从中国本身的历程还是世界历史进程来看，这个过程实属不易。举什么旗，走什么路，这一直是执政党的根本性问题。尽管不同代领导人面临的国内国际环境不同，但都有一个共识，那就是，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与时俱进，生生不息，这是中国文明的最大特色。这个特色在当代中国得到了最好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