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当我们讨论中国的崛起时，主要还是从物质层面——即从经济增长速度和经济总量来衡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无疑取得了巨大的经济发展成就，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的货物贸易国。但一个大国，如果没有思想的崛起，就很难说是真正的崛起。目前主流政治经济学理论来源于西方，缺乏基于中国经济实践经验之上的中国政治经济学。因此，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同时，从国情出发，兼顾国际视野，建设具有中国的政治经济学殊为迫切。中国不仅要成为物质层面的大国，更要成为思想层面的大国，为此，我们需要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
在此背景下，2022年9月21-22日，由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主办的百川论坛“中国政治经济学理论与实践”系列研讨会在深圳前海召开，第一期研讨会围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西方政治经济学与中国实践”主题，邀请国内外的著名学者、各领域专家、资深政策研究人员和政府官员共26位演讲嘉宾，从理论出发阐释中国实践，希望借此契机进一步推动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自主政治经济学建设。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教授、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郑永年出席论坛并作开幕致辞和闭幕总结。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教授作主旨演讲。
研讨会现场
研讨会共设置七个议题，从中国政治经济学的背景与意义契入，深入剖析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阶级理论、分配理论、产权理论的中国化和在新时期的适用性和创新性，同时结合西方经济学理论，进一步分析了新结构经济学、发展理论、创新理论与中国实践之间的关系。演讲嘉宾们进行了精彩的演讲和热烈的讨论，通过对西方经济学的分析，寻找与中国经济实践吻合之处，为辨别中国问题、提出中国命题、找出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可行性方案贡献智慧。
百川论坛内容回顾
中国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
与经济可持续发展路径的探索
什么是“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教授给出自己的定义，他认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这五大新发展理念构成了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和主要内容。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
为什么要建构基于中国实践经验之上的政治经济学？中国政治经济学的背景和意义是什么？这是本次论坛想要探讨的最核心的问题。围绕这个主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博雅特聘教授姚洋以“论中国社会主义”为主题发表演讲，他与海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秦子忠教授的研究认为，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已经完结，当前中国社会主义进入了稳定时期。他认为，现有对初级阶段的定义已无法解释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就，需要新的理论解释，而儒家的选贤任能学说可为中国共产党党章中“中国社会的先锋队”提供理论依据。此外，他还指出，第二次分配应该关注每个人能力的提高，实现共同富裕目标要和中国老百姓对于正义的信念相吻合，每个人的能力都提高了，市场就应给予个人应有的一份。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博雅特聘教授姚洋
除了要理清现有理论能否解释中国过去四十年的发展的问题，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经济学院院长张军也对“现有模式是否会对中国经济持续发展构成制约”这一问题抛出了问号。张军教授和其团队试图从东亚和中国经济成功的经历当中去寻找共同点，并发现：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实现经济追赶的战略需要满足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它对制度质量的要求是最小的，二是它是可执行的。出口导向战略正好满足了这两个条件。他强调，在追赶后时期，这个追赶战略会遇到问题，需要调整。今后需要高度关注和研究的问题是，未来中国的经济制度会往何处发展？是否可以打破向西方收敛的预期？中国能否走出一条即有利于经济发展又保持中国特色的制度体系？
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经济学院院长张军
有关这个重要命题的回答，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牛津大学技术与管理发展中心创始主任、国际发展系教授傅晓岚以“开放的国家创新体系和中国创新之路”为题，从国家创新系统的角度为我们提供了可行性思路。傅教授用详实的数据证明，中国在科技创新领域尽管离最发达国家还有一定的距离，但是从追赶的角度来看，确实取得了可观的成果，中国的创新之路与发展中国家比较起来可谓是一骑绝尘。她认为，政府、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各自的创新的能力，以及它们之间的连接和互动，决定了一个国家创新的能力，而中国政府在创新体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与市场共同作用形成了创新体系中的双驱动模式。类似开放的国家创新体系并非中国特有，只是在不同国家不同阶段，两者混合的比例有所不同，但开放是共通点。因此，中国目前面临的挑战很多，解决的办法是要在高水平的开放前提下，从能力、激励和制度上创新，实现三方良性互动与协调，从而走出与盎格鲁撒克逊体系和与德国、日本模式不同的创新之路。
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牛津大学技术与管理发展中心创始主任傅晓岚
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沈开艳对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定义有进一步思考。她探讨了“社会主义发展新阶段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贡献”，指出，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部署了一系列重大经济发展战略，并在实践基础上作出重要论述、提出重要观点、厘清重大方向，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其中，中国进入新发展阶段正是一个关键性的论断，她认为，新发展阶段论精准概括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现实基础，拓宽了理论视野，推动了系统化创新并深化了理论内涵。
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沈开艳
对于创新问题，郑永年教授认为，在现有的制度框架下，我们要克服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恶化，还要评估演进中的技术脱钩对中国创新的影响。如何在现有的政策框架下，通过制度性的创新来推动中国原始创新的提升，这是值得在未来思考的方向。
马克思主义在国家、产权、
阶级、分配理论的中国化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无论是革命时期还是建设时期，中国在经济上的成功都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密不可分。今天的中国想要有效解决所面临的经济问题，更需要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因此，本次百川论坛从产权理论、国家理论、阶级理论和分配理论四个方面探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新时期的适用性和创新性。
（一）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的中国化
马克思的产权理论包括一切与市场交易活动相关的产权元素，还包括决定这些元素的法学原理，即交易中的产权、法律制度中的所有权、历史和现实中的所有制之间的逻辑关系。
在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马克思主义学院创院院长杨志看来，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中国化的要旨，“是以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为指导，以中国国情特别是发展着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实际以及中华法系优秀遗产为基础，以我国宪法为总纲，创造既能与中国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相契合，又能与大陆法系、英美法系以及其他法系相比对的产权理论”。因此，在粤港澳大湾区讨论这个问题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从法系来看，大陆和澳门都是大陆法系，而香港是英美法系。如何在这样一种基础之上发挥好香港的法制优势，将为中国产权市场的发展起到引领作用。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马克思主义学院创院院长杨志
在粤港澳大湾区的法治建设如何促进创新发展的问题上，杨志教授与李扬教授都认为要发挥香港法律体系的优势。李扬教授在主旨演讲提到，普通法对于金融的发展是创新友好型，能够在下一步中国的金融改革和开放进程中发挥更大作用。
国务院《“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提出，数据要素是数字经济深化发展的核心引擎。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研究员、新加坡国立大学法律与商事研究中心（EWBCLB）客座高级研究员游传满博士认为，推动数据要素市场化建设，优化数据要素的流动性与效益性，最终实现中国数字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有三个绕不开的中国政治经济学命题：第一是数据要素特性，第二是制内市场体系，第三是共同富裕战略。从个人隐私、企业创新与国家安全的三个维度，游传满博士提出数据产权的中国化范式构建，关键在于如何创造“政府有制”，“企业有序”、“个人有为“三者之间的博弈均衡，实现卡尔多—希克斯效率改进。游博士主张，进一步优化数据产权制度设计，不仅需要建基于丰富的立法经验与审判实务，更需要“古今融汇、中外贯通、文理渗透”，从历史的演进、开放的心态、和跨学科的视角，超越路径依赖与制度锁定效应，发展中国原创性的政治经济理论。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研究员游传满博士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吕守军教授指出，在当前西方国家的话语体系占据主导地位的背景下，中国面临着双重困境：一方面，部分西方国家以中国不是市场经济国家为由，拒绝中国加入一些国际贸易组织，对中国制定歧视性贸易政策和不公正的国际待遇；另一方面，尽管中国想要努力提升国际话语权，但在如何证明“中国是市场经济国家”的问题上，已有研究因缺乏理论基础而导致说服力不足。吕教授着重分析了日本调节学派，认为调节学派为我们构建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多样性理论提供了非常好的理论基础，对中国政治经济学发展提供了借鉴。现实意义是有利于加强亚洲各国经济的本质特征和未来发展趋势的理解；有利于激励和指导各个国家进行企业发展的策略研究；有利于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吕守军
（二）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中国化
列宁曾说，“国家问题是一个最复杂、最难弄清楚的问题”。国家理论也是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中的重要板块。包括国家起源、国家本质、国家历史演化以及无产阶级国家理论、无产阶级政党理论等要素。
为什么西方国家总是对中国政党制度各种评价和指责？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二级教授郭忠华从政党理论切入，分析了为何把西方理论移植到中国的时候会产生这样的问题。郭教授指出，使命型政党的本质特征：总体性、先进性、纪律性、革命性，这四个方面与西方选举型政党有着根本的区别。他强调，中国要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将理论创造性地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这样才能使我们的政党理论更加丰富。
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二级教授郭忠华
政府与市场关系是贯穿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一条主线。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副院长、资深研究员何冬妮认为，“改革开放40多年来，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变化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魂与核”。 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魂”是历史唯物主义，“核”是追求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为适应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发展趋势与需要，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也不断有所调整和变化。特别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结合的产物，也是马克思主义国家观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体现。
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副院长、资深研究员何冬妮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进程中的每个阶段国家理论都有重大的创新，中央财经大学副教授卢迎春指出，国家作为一个庞大的机器，在传统的社会主义印象中，国家是很僵硬的，但改革开放之后，我们的创新就在于，把社会主义国家的可能性变多了，国家也可以变得很灵活。国家它该硬的时候可以硬，该柔的时候也可以柔。这就是中国人国家观的厉害之处。改革开放后，国家自身的现代化进程也在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过程中被重新带动起来。所以，到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中央财经大学副教授卢迎春
（三）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运用唯物史观考察人类社会发展进程，形成了内涵丰富的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与我国革命、建设、改革和发展的实践相结合，形成了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成果。可以说，阶级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过程中不可回避、不可忽视的重要理论。
新时代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中国化有何新发展、又有哪些新实践？上海财经大学讲席教授、上海财经大学海派经济学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副主任丁晓钦认为，阶级斗争已经不再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但阶级斗争在国内和国际的一定范围内仍将长期存在，阶级斗争的表现形式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两个领域，一是经济领域，二是意识形态领域。新时代面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我们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阶级立场，进行阶级分析，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保驾护航。
上海财经大学讲席教授、上海财经大学海派经济学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副主任丁晓钦
《南京大学学报》执行主编、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王浩斌教授将阶级理论细分为阶级结构和阶级构成这两个范式。他提出，“阶级结构这个概念重点在于关注社会根本制度特别是所有制的变更，主要通过革命的方式来解决”；而阶级构成是“关于在一定的制度之下利益格局调整的问题，它关注在特定所有制下的利益分配，这主要是国家通过政策来调节收入分配，可以用阶层或收入群体这样的概念来理解阶级构成”。用这两种阶级分析范式来理解中国的社会结构，可以发现，在中国革命年代是所有制的变革，在建设年代则是国家以政策调节收入分配，目前是通过共同富裕、保障改善民生的社会政策来调整相应的利益格局。因此，中国的社会政策不仅是一种福利和社会保障，还可以视作是社会结构的主动调整，以避免两极分化。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周可认为，马克思的阶级概念具有深刻的现代底蕴，有助于认识当代中国社会、引领中国社会发展。“马克思看上去是在谈消灭阶级，但实际上非常重视现代社会的重要价值观念：自由、平等和所有权，并赋予它们全新的内涵：用解放取代自由，用共产主义社会的按需分配来取代资本主义的平等权利原则，用个人所有制来代替资本主义所有制。”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周可
（四）马克思主义分配理论的中国化
目前国内外关注得最多的莫过于“三次分配”问题。中央财经委员会会议强调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按需分配的理想社会不会凭空到来，如何激发社会全体成员的劳动积极性，极大地提高社会生产力，改革完善现有生产关系，实现共同富裕？可见讨论马克思主义分配理论的中国化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李扬教授将主旨演讲的重点聚焦于分配领域，他指出，“研究资本与劳动的关系和矛盾，透过物的现象观察人与人的关系，是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任务”。就如何解决资本与劳动的矛盾？他提出了两条思路。第一条思路在生产领域，有三种解决方案：一是将资本收归国有，并按照需求来分配物质财富；二是坚持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三是在在混合资本、民营资本存在而且长期存在的基础上发展国有资本。第二条思路在分配领域，解决方案就是分别处理好三次分配，即生产要素分配、国民收入再分配和基于自愿原则和道德准则的分配。
研讨会现场
“马克思主义分配理论的核心理论就是三种社会形态分配对应的分配理论：一是资本主义按资分配，二是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三是未来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 南方科技大学思想政治教育与研究中心副教授高玉林认为，马克思主义分配理论中国化主要是综合创新，它的逻辑机理可以概括为八个字：一元多体、复合创新。“一元”是指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或分配理论；“多元”说的是分配实践经验、传统分配思想和国外的先进分配思想；“复合”说的是马克思主义分配原理和我国的思想能不能达成更好的融合。
南方科技大学思想政治教育与研究中心副教授高玉林
“社会主义国有经济作为公有制经济的主要成分，具有全民所有性质。新发展阶段，国有经济保障社会民生是发挥战略支撑作用的重要方式。”浙江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副教授翟绪权认为：社会主义国有经济保障社会民生的理论逻辑源于马克思主义的民生观，其脉络在于客观与主观在现实感性实践活动中的相互作用和辩证统一；新中国保障社会民生的历史逻辑是以国营工业企业为起点的，并在不同时期发挥了不同作用；新发展阶段国有经济保障社会民生需要超越传统指标，追求宏观协调、贯彻中观战略、解决微观问题。
浙江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副教授翟绪权
无论是财富的分配还是资本收益率和劳动收益率的问题，关键的问题都聚焦在分配领域。无论是马克思的《资本论》还是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的《21世纪资本论》，都关注到分配如何能够正义。李扬教授介绍道，皮凯蒂提出了一个值得警惕的严肃问题：在一个增长的经济中，为什么资本回报率总是倾向于高于劳动力报酬的增长？即使是07/08年金融危机中，华尔街的金融资本依然有丰厚的收入。换句话说，如果实体经济如果得不到利润，按照《资本论》的说法，剩余价值是更难创造的。
北京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教授宋珊珊深入比较了马克思与皮凯蒂的理论著作，她指出，我们应当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根本立场的前提下对皮凯蒂分配理论进行批判性借鉴。皮凯蒂的分配理论没有触及资本主义所有制，这一缺失导致其理论在对分配的界定、对资本与财富的理解、对分配问题的立场与方案等方面同马克思的分配理论存在根本性差别。
北京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教授宋珊珊
西方经济学理论与中国实践
西方经济学在中国通常指流行于欧美的主流经济学，广义上而言还包括欧美各种非主流的经济学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走出了与西方国家不同的发展道路，当前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无法解释中国经济发展的现象。与会嘉宾从不同经济学理论流派出发，并结合中国实践经验探讨构建中国经济学理论的可能性。
（一）西方经济学理论对构建中国经济理论的启示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院长、中国美国经济学会秘书余振教授分析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国开放经济学的新发展”，总结出世界经济格局演进的两个特点：一是国家之间的力量对比呈现出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离散型的图景；二是世界经济本身存在的稀缺性和不确定性进一步加强，从而使得越来越多国家在技术、市场、规则里竞争。基于对世界经济格局的判断，余教授强调，无论是让创新成为拉动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还是建设统一大市场都需要在开放的环境中进行，在开放中建立市场规则、市场体系，进一步扩大市场容量。同时还要搞好大国关系，并参与到未来全球治理中。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之上，中国才可能统筹发展安全，推动高水平的对外开放。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院长、中国美国经济学会秘书长余振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研究员袁冉东以“中国改革实践与基于实验的计量经济学新范式”为题为促进计量经济学发展和改进政策试点方法提出具体建议。他认为，计量经济学是将经济学理论转化为对于制定经济政策有用的工具，但目前主要基于观测数据的计量经济学还不够完善。袁博士指出，计量经济学应该把更多的研究重心放在如何指导我们更好地做经济学和政策实验，通过引入随机对照实验来提高政策试点效果评估的有效性，同时考虑如何利用这些试点和实验产生的数据来检验经济学理论，从而推动理论的发展、建构起基于中国实践的经济学理论。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研究员袁冉东
吉林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吉林大学国家发展与安全研究院副院长、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客座教授王达则以“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与中国金融改革实践”为题，从理论背景、全球实践、中国改革、反思和展望四个方面进行了分享。他提出了构建中国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应当注重三个回归，即回归历史、回归实践、回归常识。此外，中国的金融理论应当具有普适性，中国的金融制度应当具有包容性，中国的金融创新应当具有引领性，中国的金融市场应当具有全球公共品属性。只有做到了这些，才有可能在真正意义上开创具有中国气派和世界意义的中国金融学理论体系。
吉林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国际事务研究院访问教授王达
研讨会上，除了有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探讨，也有嘉宾从西方非主流经济学的角度来探讨西方经济学与中国的关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李黎力以近年来在全球流行的新兴西方非主流学派——现代货币理论（moden money theory,MMT）在中国的传入和争论为例，讨论了影响西方非主流学说在中国的命运的主要因素，认为西方非主流经济学对于市场经济的认识既现实又深刻，因而无论从促进中国经济改革还是构建中国经济学体系的角度来讲，它们都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李黎力
（二）新结构经济学、发展理论、创新理论与中国实践
深圳作为改革开放前沿地，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典范城市。深圳市体制改革研究会的南岭会长就将视角聚焦到深圳的创新实践。他认为，“深圳创新中的颠覆性技术和理论成果有限，但在新的创意、技术、组织、方法和资源要素上进行了商业化应用和市场实现。“深圳创新就是一个熊彼特式的创新”，他认为，演化经济学可为深圳的实践提供一个理论解释，即经济在演化过程中、社会发展过程中很多随机、偶然和不确定性因素在起作用。他强调，演化经济学对“机械论”的逻辑提出了挑战，并为构建中国经济学理论、研究经济创新现象提供路径。
深圳市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南岭
在旧结构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理论基础之上，中国经济学界也确实发展出尝试解释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理论。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学术副院长王勇解释了新结构经济学主要的理论、概念和常见的误区。他认为，主流西方经济理论以发达国家作参照系，并不适用于发展中国家，出发点好但实施效果差。新结构经济学既不同于第一代片面强调市场失灵的旧的结构主义，也不强调第二代失灵政府，而是强调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协同作用。同时，政府的政策和制度安排必须考虑不同发展阶段的结构性特征，这些结构性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受各个发展中国家要素禀赋结构及其市场力量所内生决定。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学术副院长王勇
接续“有为政府”的概念，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讲师黄宗昊分析了“产业政策的政治基础”，并指出，经济的成功发展，离不开“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有机结合。新结构经济学基于“有效市场”，提出了政府如何扶植产业发展的行动指南。但政府是否有为、何以会按照指南行动？本身就是一个值得探讨的前提。他认为，欲打开“有为政府”的黑盒子，需要超越假设而回归到经验现象，并关注多方面的因素，包括当权者的发展意愿、策略产业挑选的政治考虑，以及结构因素的制约等。如此一来，“有为政府”就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前提假设，而成为一个复杂而动态的历史过程。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讲师黄宗昊
总结
从长远看，中国构建“自主的知识体系”并发展出中国的政治经济学任重道远，正如郑永年教授在闭幕总结中强调：“希望老中青三代一起接力，通过五年、十年的密集讨论，形成知识网络，达成基本共识，深入学理研究，为构建中国政治经济学作出贡献。他还提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之所以能在西方诸多理论中鹤立鸡群、历久弥新，除了因为承继了先贤智慧，还与它不断与其他西方理论互动并构成了共存而非替代的关系息息相关。只有理论不断受到挑战，才能得到修正，从而形成更好的学科。所以我们应当把不同意见和争论看成是必须要做的事情。
郑永年教授作论坛闭幕总结
构建基于中国实践经验的政治经济学，是“中国政治经济学理论与实践”系列研讨会的初心。今后，研究院将围绕这一主题举办系列百川论坛，希望以此为开端，时刻关注中国现代化进程和经济可持续发展，从而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常新。通过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经济发展和运行规律进行深入和系统的研究，不断提升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为中国问题确立中国命题，为中国问题找出中国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