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以來，當我們討論中國的崛起時，主要還是從物質層面——即從經濟增長速度和經濟總量來衡量。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無疑取得了巨大的經濟發展成就，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和最大的貨物貿易國。但一個大國，如果沒有思想的崛起，就很難說是真正的崛起。目前主流政治經濟學理論來源於西方，缺乏基於中國經濟實踐經驗之上的中國政治經濟學。因此，在堅持馬克思主義理論中國化的同時，從國情出發，兼顧國際視野，建設具有中國的政治經濟學殊為迫切。中國不僅要成為物質層面的大國，更要成為思想層面的大國，為此，我們需要構建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
在此背景下，2022年9月21-22日，由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主辦的百川論壇“中國政治經濟學理論與實踐”系列研討會在深圳前海召開，第一期研討會圍繞“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西方政治經濟學與中國實踐”主題，邀請國內外的著名學者、各領域專家、資深政策研究人員和政府官員共26位演講嘉賓，從理論出發闡釋中國實踐，希望借此契機進一步推動新時代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和中國自主政治經濟學建設。香港中文大學（深圳）教授、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院長鄭永年出席論壇並作開幕致辭和閉幕總結。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理事長李揚教授作主旨演講。
研討會現場
研討會共設置七個議題，從中國政治經濟學的背景與意義契入，深入剖析馬克思主義國家理論、階級理論、分配理論、產權理論的中國化和在新時期的適用性和創新性，同時結合西方經濟學理論，進一步分析了新結構經濟學、發展理論、創新理論與中國實踐之間的關係。演講嘉賓們進行了精彩的演講和熱烈的討論，通過對西方經濟學的分析，尋找與中國經濟實踐吻合之處，為辨別中國問題、提出中國命題、找出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可行性方案貢獻智慧。
百川論壇內容回顧
中國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創新
與經濟可持續發展路徑的探索
什麼是“中國特色的政治經濟學”？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理事長李揚教授給出自己的定義，他認為，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和共用，這五大新發展理念構成了新時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核心和主要內容。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
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理事長李揚
為什麼要建構基於中國實踐經驗之上的政治經濟學？中國政治經濟學的背景和意義是什麼？這是本次論壇想要探討的最核心的問題。圍繞這個主題，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博雅特聘教授姚洋以“論中國社會主義”為主題發表演講，他與海南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的秦子忠教授的研究認為，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已經完結，當前中國社會主義進入了穩定時期。他認為，現有對初級階段的定義已無法解釋改革開放以來的成就，需要新的理論解釋，而儒家的選賢任能學說可為中國共產黨黨章中“中國社會的先鋒隊”提供理論依據。此外，他還指出，第二次分配應該關注每個人能力的提高，實現共同富裕目標要和中國老百姓對於正義的信念相吻合，每個人的能力都提高了，市場就應給予個人應有的一份。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博雅特聘教授姚洋
除了要理清現有理論能否解釋中國過去四十年的發展的問題，復旦大學文科資深教授、經濟學院院長張軍也對“現有模式是否會對中國經濟持續發展構成制約”這一問題拋出了問號。張軍教授和其團隊試圖從東亞和中國經濟成功的經歷當中去尋找共同點，並發現：中國和其他東亞國家實現經濟追趕的戰略需要滿足兩個基本條件，一是它對制度品質的要求是最小的，二是它是可執行的。出口導向戰略正好滿足了這兩個條件。他強調，在追趕後時期，這個追趕戰略會遇到問題，需要調整。今後需要高度關注和研究的問題是，未來中國的經濟制度會往何處發展？是否可以打破向西方收斂的預期？中國能否走出一條即有利於經濟發展又保持中國特色的制度體系？
復旦大學文科資深教授、經濟學院院長張軍
有關這個重要命題的回答，英國社會科學院院士、牛津大學技術與管理發展中心創始主任、國際發展系教授傅曉嵐以“開放的國家創新體系和中國創新之路”為題，從國家創新系統的角度為我們提供了可行性思路。傅教授用詳實的資料證明，中國在科技創新領域儘管離最發達國家還有一定的距離，但是從追趕的角度來看，確實取得了可觀的成果，中國的創新之路與發展中國家比較起來可謂是一騎絕塵。她認為，政府、公共部門和私人部門各自的創新的能力，以及它們之間的連接和互動，決定了一個國家創新的能力，而中國政府在創新體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與市場共同作用形成了創新體系中的雙驅動模式。類似開放的國家創新體系並非中國特有，只是在不同國家不同階段，兩者混合的比例有所不同，但開放是共通點。因此，中國目前面臨的挑戰很多，解決的辦法是要在高水準的開放前提下，從能力、激勵和制度上創新，實現三方良性互動與協調，從而走出與盎格魯撒克遜體系和與德國、日本模式不同的創新之路。
英國社會科學院院士、牛津大學技術與管理發展中心創始主任傅曉嵐
上海社科院經濟研究所所長沈開豔對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定義有進一步思考。她探討了“社會主義發展新階段論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理論貢獻”，指出，十八大以來，黨中央部署了一系列重大經濟發展戰略，並在實踐基礎上作出重要論述、提出重要觀點、厘清重大方向，豐富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理論體系。其中，中國進入新發展階段正是一個關鍵性的論斷，她認為，新發展階段論精准概括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現實基礎，拓寬了理論視野，推動了系統化創新並深化了理論內涵。
上海社科院經濟研究所所長、研究員沈開豔
對於創新問題，鄭永年教授認為，在現有的制度框架下，我們要克服國際政治經濟形勢的惡化，還要評估演進中的技術脫鉤對中國創新的影響。如何在現有的政策框架下，通過制度性的創新來推動中國原始創新的提升，這是值得在未來思考的方向。
馬克思主義在國家、產權、
階級、分配理論的中國化
在過去的一個世紀，無論是革命時期還是建設時期，中國在經濟上的成功都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密不可分。今天的中國想要有效解決所面臨的經濟問題，更需要繼續推進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因此，本次百川論壇從產權理論、國家理論、階級理論和分配理論四個方面探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在新時期的適用性和創新性。
（一）馬克思主義產權理論的中國化
馬克思的產權理論包括一切與市場交易活動相關的產權元素，還包括決定這些元素的法學原理，即交易中的產權、法律制度中的所有權、歷史和現實中的所有制之間的邏輯關係。
在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哈爾濱工業大學（深圳）馬克思主義學院創院院長楊志看來，馬克思主義產權理論中國化的要旨，“是以發展著的馬克思主義產權理論為指導，以中國國情特別是發展著的社會主義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的實際以及中華法系優秀遺產為基礎，以我國憲法為總綱，創造既能與中國社會基本經濟制度相契合，又能與大陸法系、英美法系以及其他法系相比對的產權理論”。因此，在粵港澳大灣區討論這個問題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因為從法系來看，大陸和澳門都是大陸法系，而香港是英美法系。如何在這樣一種基礎之上發揮好香港的法制優勢，將為中國產權市場的發展起到引領作用。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哈爾濱工業大學（深圳）馬克思主義學院創院院長楊志
在粵港澳大灣區的法治建設如何促進創新發展的問題上，楊志教授與李揚教授都認為要發揮香港法律體系的優勢。李揚教授在主旨演講提到，普通法對於金融的發展是創新友好型，能夠在下一步中國的金融改革和開放進程中發揮更大作用。
國務院《“十四五”數字經濟發展規劃》提出，資料要素是數位經濟深化發展的核心引擎。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研究員、新加坡國立大學法律與商事研究中心（EWBCLB）客座高級研究員游傳滿博士認為，推動資料要素市場化建設，優化資料要素的流動性與效益性，最終實現中國數字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有三個繞不開的中國政治經濟學命題：第一是資料要素特性，第二是制內市場體系，第三是共同富裕戰略。從個人隱私、企業創新與國家安全的三個維度，游傳滿博士提出資料產權的中國化範式構建，關鍵在於如何創造“政府有制”，“企業有序”、“個人有為“三者之間的博弈均衡，實現卡爾多—希克斯效率改進。游博士主張，進一步優化資料產權制度設計，不僅需要建基於豐富的立法經驗與審判實務，更需要“古今融匯、中外貫通、文理滲透”，從歷史的演進、開放的心態、和跨學科的視角，超越路徑依賴與制度鎖定效應，發展中國原創性的政治經濟理論。
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研究員游傳滿博士
上海交通大學國際與公共事務學院呂守軍教授指出，在當前西方國家的話語體系佔據主導地位的背景下，中國面臨著雙重困境：一方面，部分西方國家以中國不是市場經濟國家為由，拒絕中國加入一些國際貿易組織，對中國制定歧視性貿易政策和不公正的國際待遇；另一方面，儘管中國想要努力提升國際話語權，但在如何證明“中國是市場經濟國家”的問題上，已有研究因缺乏理論基礎而導致說服力不足。呂教授著重分析了日本調節學派，認為調節學派為我們構建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多樣性理論提供了非常好的理論基礎，對中國政治經濟學發展提供了借鑒。現實意義是有利於加強亞洲各國經濟的本質特徵和未來發展趨勢的理解；有利於激勵和指導各個國家進行企業發展的策略研究；有利於提升中國的國際話語權。
上海交通大學國際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呂守軍
（二）馬克思主義國家理論的中國化
列寧曾說，“國家問題是一個最複雜、最難弄清楚的問題”。國家理論也是馬克思主義思想體系中的重要板塊。包括國家起源、國家本質、國家歷史演化以及無產階級國家理論、無產階級政黨理論等要素。
為什麼西方國家總是對中國政黨制度各種評價和指責？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二級教授郭忠華從政黨理論切入，分析了為何把西方理論移植到中國的時候會產生這樣的問題。郭教授指出，使命型政黨的本質特徵：總體性、先進性、紀律性、革命性，這四個方面與西方選舉型政黨有著根本的區別。他強調，中國要在馬克思主義基礎上，將理論創造性地與中國實際相結合，這樣才能使我們的政黨理論更加豐富。
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二級教授郭忠華
政府與市場關係是貫穿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設的一條主線。廣州粵港澳大灣區研究院副院長、資深研究員何冬妮認為，“改革開放40多年來，政府與市場關係的變化體現了馬克思主義國家理論的魂與核”。 馬克思主義國家理論的“魂”是歷史唯物主義，“核”是追求人的全面而自由發展。為適應中國經濟現代化的發展趨勢與需要，政府與市場的關係也不斷有所調整和變化。特別是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是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國實踐結合的產物，也是馬克思主義國家觀中國化時代化的重要體現。
廣州粵港澳大灣區研究院副院長、資深研究員何冬妮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國化進程中的每個階段國家理論都有重大的創新，中央財經大學副教授盧迎春指出，國家作為一個龐大的機器，在傳統的社會主義印象中，國家是很僵硬的，但改革開放之後，我們的創新就在於，把社會主義國家的可能性變多了，國家也可以變得很靈活。國家它該硬的時候可以硬，該柔的時候也可以柔。這就是中國人國家觀的厲害之處。改革開放後，國家自身的現代化進程也在生產力的解放和發展過程中被重新帶動起來。所以，到2013年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全面深化改革、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也是順理成章的事情。
中央財經大學副教授盧迎春
（三）馬克思主義階級理論的中國化
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運用唯物史觀考察人類社會發展進程，形成了內涵豐富的馬克思主義階級理論。中國共產黨將馬克思主義階級理論與我國革命、建設、改革和發展的實踐相結合，形成了中國化時代化的馬克思主義階級理論成果。可以說，階級理論是馬克思主義理論中國化過程中不可回避、不可忽視的重要理論。
新時代馬克思主義階級理論中國化有何新發展、又有哪些新實踐？上海財經大學講席教授、上海財經大學海派經濟學研究院副院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副主任丁曉欽認為，階級鬥爭已經不再是我國社會主要矛盾，但階級鬥爭在國內和國際的一定範圍內仍將長期存在，階級鬥爭的表現形式也發生了相應的變化，主要表現在兩個領域，一是經濟領域，二是意識形態領域。新時代面對國內國際兩個大局，我們必須始終堅持馬克思主義階級立場，進行階級分析，始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為我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保駕護航。
上海財經大學講席教授、上海財經大學海派經濟學研究院副院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副主任丁曉欽
《南京大學學報》執行主編、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王浩斌教授將階級理論細分為階級結構和階級構成這兩個範式。他提出，“階級結構這個概念重點在於關注社會根本制度特別是所有制的變更，主要通過革命的方式來解決”；而階級構成是“關於在一定的制度之下利益格局調整的問題，它關注在特定所有制下的利益分配，這主要是國家通過政策來調節收入分配，可以用階層或收入群體這樣的概念來理解階級構成”。用這兩種階級分析範式來理解中國的社會結構，可以發現，在中國革命年代是所有制的變革，在建設年代則是國家以政策調節收入分配，目前是通過共同富裕、保障改善民生的社會政策來調整相應的利益格局。因此，中國的社會政策不僅是一種福利和社會保障，還可以視作是社會結構的主動調整，以避免兩極分化。
武漢大學哲學學院副教授周可認為，馬克思的階級概念具有深刻的現代底蘊，有助於認識當代中國社會、引領中國社會發展。“馬克思看上去是在談消滅階級，但實際上非常重視現代社會的重要價值觀念：自由、平等和所有權，並賦予它們全新的內涵：用解放取代自由，用共產主義社會的按需分配來取代資本主義的平等權利原則，用個人所有制來代替資本主義所有制。”
武漢大學哲學學院副教授周可
（四）馬克思主義分配理論的中國化
目前國內外關注得最多的莫過於“三次分配”問題。中央財經委員會會議強調指出，“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在高品質發展中促進共同富裕，正確處理效率和公平的關係，構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基礎性制度安排”。按需分配的理想社會不會憑空到來，如何激發社會全體成員的勞動積極性，極大地提高社會生產力，改革完善現有生產關係，實現共同富裕？可見討論馬克思主義分配理論的中國化具有很強的現實意義。
李揚教授將主旨演講的重點聚焦於分配領域，他指出，“研究資本與勞動的關係和矛盾，透過物的現象觀察人與人的關係，是研究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重要任務”。就如何解決資本與勞動的矛盾？他提出了兩條思路。第一條思路在生產領域，有三種解決方案：一是將資本收歸國有，並按照需求來分配物質財富；二是堅持國有資本、集體資本、非公有資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經濟；三是在在混合資本、民營資本存在而且長期存在的基礎上發展國有資本。第二條思路在分配領域，解決方案就是分別處理好三次分配，即生產要素分配、國民收入再分配和基於自願原則和道德準則的分配。
研討會現場
“馬克思主義分配理論的核心理論就是三種社會形態分配對應的分配理論：一是資本主義按資分配，二是社會主義的按勞分配，三是未來共產主義的按需分配。” 南方科技大學思想政治教育與研究中心副教授高玉林認為，馬克思主義分配理論中國化主要是綜合創新，它的邏輯機理可以概括為八個字：一元多體、複合創新。“一元”是指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或分配理論；“多元”說的是分配實踐經驗、傳統分配思想和國外的先進分配思想；“複合”說的是馬克思主義分配原理和我國的思想能不能達成更好的融合。
南方科技大學思想政治教育與研究中心副教授高玉林
“社會主義國有經濟作為公有制經濟的主要成分，具有全民所有性質。新發展階段，國有經濟保障社會民生是發揮戰略支撐作用的重要方式。”浙江大學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研究中心副教授翟緒權認為：社會主義國有經濟保障社會民生的理論邏輯源于馬克思主義的民生觀，其脈絡在於客觀與主觀在現實感性實踐活動中的相互作用和辯證統一；新中國保障社會民生的歷史邏輯是以國營工業企業為起點的，並在不同時期發揮了不同作用；新發展階段國有經濟保障社會民生需要超越傳統指標，追求宏觀協調、貫徹中觀戰略、解決微觀問題。
浙江大學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研究中心副教授翟緒權
無論是財富的分配還是資本收益率和勞動收益率的問題，關鍵的問題都聚焦在分配領域。無論是馬克思的《資本論》還是湯瑪斯·皮凱蒂（Thomas Piketty）的《21世紀資本論》，都關注到分配如何能夠正義。李揚教授介紹道，皮凱蒂提出了一個值得警惕的嚴肅問題：在一個增長的經濟中，為什麼資本回報率總是傾向于高於勞動力報酬的增長？即使是07/08年金融危機中，華爾街的金融資本依然有豐厚的收入。換句話說，如果實體經濟如果得不到利潤，按照《資本論》的說法，剩餘價值是更難創造的。
北京理工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助理教授宋珊珊深入比較了馬克思與皮凱蒂的理論著作，她指出，我們應當在堅持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根本立場的前提下對皮凱蒂分配理論進行批判性借鑒。皮凱蒂的分配理論沒有觸及資本主義所有制，這一缺失導致其理論在對分配的界定、對資本與財富的理解、對分配問題的立場與方案等方面同馬克思的分配理論存在根本性差別。
北京理工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助理教授宋珊珊
西方經濟學理論與中國實踐
西方經濟學在中國通常指流行於歐美的主流經濟學，廣義上而言還包括歐美各種非主流的經濟學說。中國改革開放以來走出了與西方國家不同的發展道路，當前西方主流經濟學理論無法解釋中國經濟發展的現象。與會嘉賓從不同經濟學理論流派出發，並結合中國實踐經驗探討構建中國經濟學理論的可能性。
（一）西方經濟學理論對構建中國經濟理論的啟示
武漢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副院長、中國美國經濟學會秘書余振教授分析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和中國開放經濟學的新發展”，總結出世界經濟格局演進的兩個特點：一是國家之間的力量對比呈現出一損俱損一榮俱榮的離散型的圖景；二是世界經濟本身存在的稀缺性和不確定性進一步加強，從而使得越來越多國家在技術、市場、規則裡競爭。基於對世界經濟格局的判斷，余教授強調，無論是讓創新成為拉動經濟發展的第一動力還是建設統一大市場都需要在開放的環境中進行，在開放中建立市場規則、市場體系，進一步擴大市場容量。同時還要搞好大國關係，並參與到未來全球治理中。只有在這樣的基礎之上，中國才可能統籌發展安全，推動高水準的對外開放。
武漢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副院長、中國美國經濟學會秘書長余振
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研究員袁冉東以“中國改革實踐與基於實驗的計量經濟學新範式”為題為促進計量經濟學發展和改進政策試點方法提出具體建議。他認為，計量經濟學是將經濟學理論轉化為對於制定經濟政策有用的工具，但目前主要基於觀測資料的計量經濟學還不夠完善。袁博士指出，計量經濟學應該把更多的研究重心放在如何指導我們更好地做經濟學和政策實驗，通過引入隨機對照實驗來提高政策試點效果評估的有效性，同時考慮如何利用這些試點和實驗產生的資料來檢驗經濟學理論，從而推動理論的發展、建構起基於中國實踐的經濟學理論。
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研究員袁冉東
吉林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吉林大學國家發展與安全研究院副院長、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客座教授王達則以“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與中國金融改革實踐”為題，從理論背景、全球實踐、中國改革、反思和展望四個方面進行了分享。他提出了構建中國的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應當注重三個回歸，即回歸歷史、回歸實踐、回歸常識。此外，中國的金融理論應當具有普適性，中國的金融制度應當具有包容性，中國的金融創新應當具有引領性，中國的金融市場應當具有全球公共品屬性。只有做到了這些，才有可能在真正意義上開創具有中國氣派和世界意義的中國金融學理論體系。
吉林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國際事務研究院訪問教授王達
研討會上，除了有對西方主流經濟學的探討，也有嘉賓從西方非主流經濟學的角度來探討西方經濟學與中國的關係。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副教授李黎力以近年來在全球流行的新興西方非主流學派——現代貨幣理論（moden money theory,MMT）在中國的傳入和爭論為例，討論了影響西方非主流學說在中國的命運的主要因素，認為西方非主流經濟學對於市場經濟的認識既現實又深刻，因而無論從促進中國經濟改革還是構建中國經濟學體系的角度來講，它們都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副教授李黎力
（二）新結構經濟學、發展理論、創新理論與中國實踐
深圳作為改革開放前沿地，是中國經濟發展模式的典範城市。深圳市體制改革研究會的南嶺會長就將視角聚焦到深圳的創新實踐。他認為，“深圳創新中的顛覆性技術和理論成果有限，但在新的創意、技術、組織、方法和資源要素上進行了商業化應用和市場實現。“深圳創新就是一個熊彼特式的創新”，他認為，演化經濟學可為深圳的實踐提供一個理論解釋，即經濟在演化過程中、社會發展過程中很多隨機、偶然和不確定性因素在起作用。他強調，演化經濟學對“機械論”的邏輯提出了挑戰，並為構建中國經濟學理論、研究經濟創新現象提供路徑。
深圳市體制改革研究會會長南嶺
在舊結構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理論基礎之上，中國經濟學界也確實發展出嘗試解釋中國等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學理論。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學術副院長王勇解釋了新結構經濟學主要的理論、概念和常見的誤區。他認為，主流西方經濟理論以發達國家作參照系，並不適用於發展中國家，出發點好但實施效果差。新結構經濟學既不同於第一代片面強調市場失靈的舊的結構主義，也不強調第二代失靈政府，而是強調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的協同作用。同時，政府的政策和制度安排必須考慮不同發展階段的結構性特徵，這些結構性特徵在很大程度上受各個發展中國家要素稟賦結構及其市場力量所內生決定。
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學術副院長王勇
接續“有為政府”的概念，上海交通大學國際與公共事務學院講師黃宗昊分析了“產業政策的政治基礎”，並指出，經濟的成功發展，離不開“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的有機結合。新結構經濟學基於“有效市場”，提出了政府如何扶植產業發展的行動指南。但政府是否有為、何以會按照指南行動？本身就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前提。他認為，欲打開“有為政府”的黑盒子，需要超越假設而回歸到經驗現象，並關注多方面的因素，包括當權者的發展意願、策略產業挑選的政治考慮，以及結構因素的制約等。如此一來，“有為政府”就不僅僅是一個簡單的前提假設，而成為一個複雜而動態的歷史過程。
上海交通大學國際與公共事務學院講師黃宗昊
總結
從長遠看，中國構建“自主的知識體系”併發展出中國的政治經濟學任重道遠，正如鄭永年教授在閉幕總結中強調：“希望老中青三代一起接力，通過五年、十年的密集討論，形成知識網路，達成基本共識，深入學理研究，為構建中國政治經濟學作出貢獻。他還提到，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之所以能在西方諸多理論中鶴立雞群、歷久彌新，除了因為承繼了先賢智慧，還與它不斷與其他西方理論互動並構成了共存而非替代的關係息息相關。只有理論不斷受到挑戰，才能得到修正，從而形成更好的學科。所以我們應當把不同意見和爭論看成是必須要做的事情。
鄭永年教授作論壇閉幕總結
構建基於中國實踐經驗的政治經濟學，是“中國政治經濟學理論與實踐”系列研討會的初心。今後，研究院將圍繞這一主題舉辦系列百川論壇，希望以此為開端，時刻關注中國現代化進程和經濟可持續發展，從而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常新。通過對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經濟發展和運行規律進行深入和系統的研究，不斷提升中國政治經濟學的國際話語權和影響力。為中國問題確立中國命題，為中國問題找出中國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