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3月30日 “碎片化管理與人口老齡化的影響”主題新書分享會線上上如期舉行。本次新書分享會由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主辦，邀請到本書作者袁冉東博士和中國著名政治學家鄭永年教授參會，直擊社會養老熱點問題，從全角度、新思考、新形勢的不同視角，對中國養老保險財政可持續性的研究進行了深度解析和主題分享。
首先，鄭永年教授進行了主題致辭，從宏觀的角度，對養老金和社會政策的重要性進行了闡釋。他指出，“社會政策拯救了整個資本主義的體系”。因為資本主義本身的發展，開始的時候是非常暴力，擴散過程中也是非常暴力。馬克思曾預言資本主義會解體，但“正是社會保障政策的出現，或者更廣義的福利政策的出現，挽救了資本主義”。
鄭永年教授還指出，中國從以前80年代時貧窮的國家成為現在的第二大經濟體，是值得驕傲的，但是我們快速發展的過程裡也得到了不少教訓，因為很多的經濟增長是通過破壞社會而取得的。現在講醫療、教育和住房變成“新三座大山”，“從養老問題著手，這是社會保障非常重要的一個領域”。鄭永年教授還強調，如果福利社會國家是“先富後老”，我們就是“未富先老”，這表明我們將面臨更嚴峻的任務。
鄭永年教授進行主題致辭 PART 1 我國社保系統的制度環境 袁冉東博士首先談到養老保險制度的重要性，他指出，中國的養老保險是一個非常特殊的系統，我國的公共財政環境在相當大程度上決定了我國社保系統的制度環境。我國改革開放的前三十年的公共財政環境，由兩個階段組成——財政收入衰退期，以及其後的恢復期。1994年分稅制改革是兩階段的分水嶺，因為1994年分稅制後大幅提升了財政收入。這個變化對我國的改革開放進程是有非常大的積極意義的。 但是，在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支出方面，中央政府占比卻沒有上升，反而有下降的趨勢。這就導致了一種結構性錯配，就是在央地財政關係上，收入與支出的錯配，其影響是極其深遠的。對我國養老保險改革的制度環境也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 PART 2 人口結構因素的影響 除了制度環境，袁博士還指出，人口結構也是很重要的影響因素。改革開放初期，全國只有不到500萬退休職工，養老保險系統的撫養比超過30比1，也就是30多個年輕人養一個退休者；到了90年代中期，情況就很不一樣了，退休人員超過3000萬，撫養比低於5比1；2020年，撫養比已經降到2.57。不同地區的情況也很不一樣，例如2016年，廣東的撫養比為9.25，最低的黑龍江只有1.3。更重要的是這種人口結構的惡化趨勢還將持續。在人口老齡化的大背景下，我國養老保險的財政可持續性面臨很大的挑戰。 PART 3 中國的養老保險統籌層次很低 袁博士提到，“中國的養老保險系統目前仍然是高度碎片化的，統籌層次是很低的。這樣的高度碎片化的養老保險系統，在世界其他國家是找不到的，這是一個非常獨特的現象”。 他還強調，統籌層次低的一個直接後果就是養老金水準地區差異大。這對於養老保險來說，是會產生很多問題的。除了待遇差異大，最直接的影響是地區分隔阻礙了統一的勞動力大市場的形成，也侵害了一些參保者的權益。另一個問題是，社保基金管理碎片化，被分散在全國各地眾多帳戶中，無法通過集中投資運營獲得更好的投資收益，有些基金還在貶值。 PART 4 全國統籌的養老保險系統需要具備五個特點 最後，袁博士給出了他對於實現全國統籌的養老保險系統的一些想法。他認為，實現全國統籌的養老保險系統需要具備五個特點。第一，就是要理清中央與地方的財政責權關係，根除目前存在的道德風險。第二，養老保險基金的財政披露上，需要從現在的現金基礎會計轉向權責發生基礎會計，並每年做出關於未來現金流及債務的精算估值。第三，要確保農民工的權益，廢除現在繳費規則中存在的累退性，以及解決跨地區轉移接續過程中的權益受損問題。第四，要消除行政漏洞，根除目前存在的逆向選擇問題。第五，養老保險的籌資模式依然應該維持現在的基於現收現付制的模式。 袁冉東博士進行主題分享 Q&A環節 Q1 為解決中國未來幾十年所面臨的老齡化危機，完全積累制的個人帳戶是否必須？ A1 完全積累制是一個完全不同的概念，它要求把參保人繳納的保費存入個人帳戶，將來這個人退休後的養老金將取決於這個帳戶裡面的資金，而這個資金由個人繳費總額和投資回報來決定。現收現付制，就是拿現在工作的人繳納的保費來支付現在退休了的人的養老金，這與完全積累制是有本質的區別的。香港的強基金、新加坡的公積金，就是典型的基於完全積累制的個人帳戶的養老保險系統。 從某種角度來看，也可以認為完全積累制的個人帳戶不是養老保險，它就是一個強制性的專為養老設立的儲蓄或投資帳戶。有不少人呼籲中國應該發展完全積累制，做實個人帳戶，因為中國養老保險的財政可持續性面臨人口老齡化的挑戰。表面上看，這樣是解決了財政可持續性問題，因為養老金發放的責任被轉移到個人身上了，當然也就不存在財政可持續性的問題。 從現收現付制轉向完全積累制，這樣的改革想要產生好的效果，需要符合幾個條件。第一是這個國家的儲蓄水準偏低，提高儲蓄能提高其宏觀經濟運行的效率。第二是這個國家需要有成熟的金融市場，使長期投資能產生穩定的並且高於工資增長速度的回報。目前來講，這兩個條件我們都不符合。因此實行完全積累制、做實個人帳戶，至少目前來講對我們是弊大於利。 Q2 中國這樣一個龐大的國家，約14億人口。我們現在的統籌還只建立在市這一級，連省一級統籌都沒有，不同的城市之間的差異也是非常大，所以中國需要很長的時間來建立統籌制度，這是個長期的解決方案。但是養老的需求是很現實的。近幾年中國的政策界也都在討論，我們這個養老到底是以“國家”為單元，還是以“家庭”為單元？從近代以來，養老體系越來越傾向於國家來承擔，西方也確實是走的這條道路。中國從傳統上來說，是沒有國家的養老體系的，主要是家庭承擔。現在大家把家庭這個單元提出來了以後，我們是不是也可以考慮家庭在養老方面能起到一些什麼樣的作用？能不能設計一個使家庭發揮重要角色的養老體系？如果可以，中國需要設計怎樣的一個稅收系統，真正讓家庭來承擔這個角色？ A2 從家庭角度來看養老問題，可能更多的是屬於社會學的視角。我以前對養老問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養老保險改革方面，主要探索的還是關於錢的問題，即養老金的充足度和養老保險系統的財政可持續性。如何通過稅收等政策來促進家庭養老功能的發揮，確實是一個非常有現實意義的重要課題。我目前瞭解到的情況是，家庭養老的作用十分重要，因為養老金只能解決一部分問題，很多養老服務和養老責任還是需要家庭和社會共同來承擔。因為計劃生育政策，中國現在有很多家庭，丈夫和妻子都是獨生子，他們分別要面對自己的父母。如果有祖父母，那就是四位祖父母、兩位父母、一個子女，421這樣的結構。如果完全要他們來承擔老人的養老責任，恐怕壓力將非常大。 因此，確保養老保險的高覆蓋率，使絕大部分的老年人都能領到一份足夠他們基本生活的養老金，是十分重要的。而且，中國還有超過100萬的失獨家庭，他們年輕時響應國家號召履行了計劃生育政策，後來子女不幸夭折了。對於這樣的家庭而言，如果他們沒有充足的養老金，養老問題將很難解決。這是我目前對這個問題的一點思考。但是您提的這個角度確實非常重要，希望以後能進一步開展相關的研究。 作者簡介 袁冉東博士于2020年獲得墨爾本大學公共經濟學與公共政策博士學位，2021年加入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現為該院博士後研究員。他對中國養老保險系統有長期深入的研究，在全國10個省級地區20多個縣市開展過實地調研，在中國社會保障和養老保險系統改革等領域曾出版專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