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3月30日 “碎片化管理与人口老龄化的影响”主题新书分享会在线上如期举行。本次新书分享会由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主办，邀请到本书作者袁冉东博士和中国著名政治学家郑永年教授参会，直击社会养老热点问题，从全角度、新思考、新形势的不同视角，对中国养老保险财政可持续性的研究进行了深度解析和主题分享。
首先，郑永年教授进行了主题致辞，从宏观的角度，对养老金和社会政策的重要性进行了阐释。他指出，“社会政策拯救了整个资本主义的体系”。因为资本主义本身的发展，开始的时候是非常暴力，扩散过程中也是非常暴力。马克思曾预言资本主义会解体，但“正是社会保障政策的出现，或者更广义的福利政策的出现，挽救了资本主义”。
郑永年教授还指出，中国从以前80年代时贫穷的国家成为现在的第二大经济体，是值得骄傲的，但是我们快速发展的过程里也得到了不少教训，因为很多的经济增长是通过破坏社会而取得的。现在讲医疗、教育和住房变成“新三座大山”，“从养老问题着手，这是社会保障非常重要的一个领域”。郑永年教授还强调，如果福利社会国家是“先富后老”，我们就是“未富先老”，这表明我们将面临更严峻的任务。
郑永年教授进行主题致辞
PART 1 我国社保系统的制度环境
袁冉东博士首先谈到养老保险制度的重要性，他指出，中国的养老保险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系统，我国的公共财政环境在相当大程度上决定了我国社保系统的制度环境。我国改革开放的前三十年的公共财政环境，由两个阶段组成——财政收入衰退期，以及其后的恢复期。1994年分税制改革是两阶段的分水岭，因为1994年分税制后大幅提升了财政收入。这个变化对我国的改革开放进程是有非常大的积极意义的。
但是，在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方面，中央政府占比却没有上升，反而有下降的趋势。这就导致了一种结构性错配，就是在央地财政关系上，收入与支出的错配，其影响是极其深远的。对我国养老保险改革的制度环境也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PART 2 人口结构因素的影响
除了制度环境，袁博士还指出，人口结构也是很重要的影响因素。改革开放初期，全国只有不到500万退休职工，养老保险系统的抚养比超过30比1，也就是30多个年轻人养一个退休者；到了90年代中期，情况就很不一样了，退休人员超过3000万，抚养比低于5比1；2020年，抚养比已经降到2.57。不同地区的情况也很不一样，例如2016年，广东的抚养比为9.25，最低的黑龙江只有1.3。更重要的是这种人口结构的恶化趋势还将持续。在人口老龄化的大背景下，我国养老保险的财政可持续性面临很大的挑战。
PART 3 中国的养老保险统筹层次很低
袁博士提到，“中国的养老保险系统目前仍然是高度碎片化的，统筹层次是很低的。这样的高度碎片化的养老保险系统，在世界其他国家是找不到的，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现象”。
他还强调，统筹层次低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养老金水平地区差异大。这对于养老保险来说，是会产生很多问题的。除了待遇差异大，最直接的影响是地区分隔阻碍了统一的劳动力大市场的形成，也侵害了一些参保者的权益。另一个问题是，社保基金管理碎片化，被分散在全国各地众多账户中，无法通过集中投资运营获得更好的投资收益，有些基金还在贬值。
PART 4 全国统筹的养老保险系统需要具备五个特点
最后，袁博士给出了他对于实现全国统筹的养老保险系统的一些想法。他认为，实现全国统筹的养老保险系统需要具备五个特点。第一，就是要理清中央与地方的财政责权关系，根除目前存在的道德风险。第二，养老保险基金的财政披露上，需要从现在的现金基础会计转向权责发生基础会计，并每年做出关于未来现金流及债务的精算估值。第三，要确保农民工的权益，废除现在缴费规则中存在的累退性，以及解决跨地区转移接续过程中的权益受损问题。第四，要消除行政漏洞，根除目前存在的逆向选择问题。第五，养老保险的筹资模式依然应该维持现在的基于现收现付制的模式。
袁冉东博士进行主题分享 Q&A环节 Q1 为解决中国未来几十年所面临的老龄化危机，完全积累制的个人账户是否必须？ A1 完全积累制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它要求把参保人缴纳的保费存入个人账户，将来这个人退休后的养老金将取决于这个账户里面的资金，而这个资金由个人缴费总额和投资回报来决定。现收现付制，就是拿现在工作的人缴纳的保费来支付现在退休了的人的养老金，这与完全积累制是有本质的区别的。香港的强基金、新加坡的公积金，就是典型的基于完全积累制的个人账户的养老保险系统。 从某种角度来看，也可以认为完全积累制的个人账户不是养老保险，它就是一个强制性的专为养老设立的储蓄或投资账户。有不少人呼吁中国应该发展完全积累制，做实个人账户，因为中国养老保险的财政可持续性面临人口老龄化的挑战。表面上看，这样是解决了财政可持续性问题，因为养老金发放的责任被转移到个人身上了，当然也就不存在财政可持续性的问题。 从现收现付制转向完全积累制，这样的改革想要产生好的效果，需要符合几个条件。第一是这个国家的储蓄水平偏低，提高储蓄能提高其宏观经济运行的效率。第二是这个国家需要有成熟的金融市场，使长期投资能产生稳定的并且高于工资增长速度的回报。目前来讲，这两个条件我们都不符合。因此实行完全积累制、做实个人账户，至少目前来讲对我们是弊大于利。 Q2 中国这样一个庞大的国家，约14亿人口。我们现在的统筹还只建立在市这一级，连省一级统筹都没有，不同的城市之间的差异也是非常大，所以中国需要很长的时间来建立统筹制度，这是个长期的解决方案。但是养老的需求是很现实的。近几年中国的政策界也都在讨论，我们这个养老到底是以“国家”为单元，还是以“家庭”为单元？从近代以来，养老体系越来越倾向于国家来承担，西方也确实是走的这条道路。中国从传统上来说，是没有国家的养老体系的，主要是家庭承担。现在大家把家庭这个单元提出来了以后，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考虑家庭在养老方面能起到一些什么样的作用？能不能设计一个使家庭发挥重要角色的养老体系？如果可以，中国需要设计怎样的一个税收系统，真正让家庭来承担这个角色？ A2 从家庭角度来看养老问题，可能更多的是属于社会学的视角。我以前对养老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养老保险改革方面，主要探索的还是关于钱的问题，即养老金的充足度和养老保险系统的财政可持续性。如何通过税收等政策来促进家庭养老功能的发挥，确实是一个非常有现实意义的重要课题。我目前了解到的情况是，家庭养老的作用十分重要，因为养老金只能解决一部分问题，很多养老服务和养老责任还是需要家庭和社会共同来承担。因为计划生育政策，中国现在有很多家庭，丈夫和妻子都是独生子，他们分别要面对自己的父母。如果有祖父母，那就是四位祖父母、两位父母、一个子女，421这样的结构。如果完全要他们来承担老人的养老责任，恐怕压力将非常大。 因此，确保养老保险的高覆盖率，使绝大部分的老年人都能领到一份足够他们基本生活的养老金，是十分重要的。而且，中国还有超过100万的失独家庭，他们年轻时响应国家号召履行了计划生育政策，后来子女不幸夭折了。对于这样的家庭而言，如果他们没有充足的养老金，养老问题将很难解决。这是我目前对这个问题的一点思考。但是您提的这个角度确实非常重要，希望以后能进一步开展相关的研究。 作者简介 袁冉东博士于2020年获得墨尔本大学公共经济学与公共政策博士学位，2021年加入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现为该院博士后研究员。他对中国养老保险系统有长期深入的研究，在全国10个省级地区20多个县市开展过实地调研，在中国社会保障和养老保险系统改革等领域曾出版专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