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戰火，仍在烏克蘭的土地上燃燒。隨著特朗普重返白宮，俄烏戰爭迎來新的轉折。就在數日前的2月28日，白宮見證了一場罕見的元首爭執——澤連斯基與特朗普在媒體前爆發激烈爭吵。這場已持續三年有餘的戰爭，不僅改寫了歐洲安全格局，也在全球範圍內掀起連鎖反應：從克里姆林宮的戰略重組到歐洲防務自主的加速，從全球供應鏈的重構到大國博弈的新態勢。

回望戰爭爆發之初，普京曾預期通過閃電戰迅速攻佔基輔，卻不想這場「三日戰爭」演變成曠日持久的消耗戰。三年來，戰火不僅重塑了國際政治版圖，更暴露出全球治理體系中的深層斷裂。隨著美國政策天平的搖擺，歐洲開始重新審視其戰略自主的緊迫性；與此同時，這場戰爭也讓世界見證了一個令人意外的現實：在數字時代，戰爭的形態與結局，早已不是任何單一大國可以主導。當各方對和平前景的判斷仍莫衷一是之際，戰爭的迷霧中，和平與安全的思考愈顯緊迫。

引言

俄烏戰爭自2022年2月24號爆發已三年多了，國際社會對此仍持有諸多不同觀點。

要全面理解這場戰爭，必須將其置於更長的歷史脈絡中加以考察。自2008年北京奧運會開幕當天起，俄羅斯已發動多次軍事行動，包括2008年的俄格戰爭、2014年的克裏米亞危機、2020年的白俄羅斯事件以及2022年1月的哈薩克斯坦一月事變。從歷史唯物主義的立場和方法來看，這些並非孤立或偶然的事件，而是俄羅斯大戰略的不同組成部分。個人認為，這一戰略的核心目標是通過戰爭或類戰爭手段恢復俄羅斯帝國。

為客觀、科學地分析這場戰爭，需構建一個由科學世界觀、完整歷史觀、堅定中國國家利益觀及總書記所強調的全人類共同價值四維構成的思考空間。這一框架不僅適用於分析俄烏戰爭，也適用於其他國際事務的分析。

俄烏戰爭：戰略博弈與未來展望

俄烏衝突已持續逾千日，已造成全球性、歷史性、結構性影響，期間各界觀點紛呈，結論各異。然而，從戰略視角審視，俄羅斯並未達成其預設目標，戰場局勢長期膠著。軍事上，俄羅斯蒙受重大損失，兵力折損逾80萬，俄羅斯黑海艦隊近乎被逐出黑海，空天軍亦遭受重創。尤為值得關注的是，烏克蘭軍隊已深入俄羅斯本土，戰事態勢愈發嚴峻。

在打不贏、輸不起、拖不住的情況下，俄羅斯採取了一系列政策手段，包括對烏克蘭目標實施無差別轟炸，波及平民設施及兒童醫院，大規模局部動員徵召逾百萬士兵，並在烏克蘭東部四州舉行非法公投，持續製造新的地區衝突，如哈以衝突背後就有俄羅斯的暗影。同時，俄羅斯在獲得伊朗、朝鮮等國支持的同時，亦試圖挑撥中美關係，加劇中美矛盾，以借此金蟬脫殼，轉移自身戰略壓力。

這場戰爭打響後，國際社會反應強烈，聯合國大會四次會議均以壓倒性多數譴責俄羅斯，要求其立刻、全部、無條件撤軍並全方面賠償烏克蘭。儘管多國提出調停方案，但鑒於俄烏政治立場根本對立，簽署停火或長期和平協定難度極大。特朗普雖聲稱能24小時結束戰爭，並拋開烏克蘭與俄媾和，但已經「浴血奮戰」了三年多的烏克蘭不會在沒有得到切實有效的安全保障的情況下就屈服於美國的壓力。當地時間2月28日美烏總統在白宮的爭論反映了美國在俄烏戰爭問題上的立場反轉，同時也證明了烏克蘭不會在違背本國根本利益的情況下臣服於大國的「淫威」。

未來俄烏戰爭走向受多重因素影響。首先，烏克蘭的抵抗意志與戰爭能力至關重要，其在千日戰爭中展現出的國家認同與戰爭能力前所未有。此外，俄羅斯決策機制存在的問題亦不容忽視，既缺乏糾錯機制，又陷入資訊繭房。第三，國際社會反應亦將影響戰局，美國的立場變化無疑將給烏克蘭帶來巨大困難，但我們也看到歐洲在防務自主與援助烏克蘭方面邁出了更大的步伐。第四，形勢變化之下，人們更多看到了烏克蘭的困難，但卻忽視了俄羅斯在戰場上已是強弩之末，漏洞百出的軍工行業已經無法支撐一場與烏克蘭的地區性戰爭。第五，核戰爭風險雖存，但俄羅斯的「核訛詐」不會奏效。今天俄羅斯的核力量就像其常規力量一樣，表面看來仍然是世界第二大軍事強國，但在蘇聯解體之後的不斷衰變，包括俄羅斯日益嚴重的貪污腐敗，已經讓俄羅斯的核武庫「千瘡百孔」。如果真的挑起核戰爭，俄羅斯最後一張牌究竟效力如何？會給其自身帶來什麼樣的影響？——恐怕俄國領導層也心裏沒數。

2024年10月29日俄羅斯總統普京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宮視頻連線中表示俄羅斯會把核力量維持在必要水準（圖源：新華社）

在此背景下，俄烏戰爭面臨三種可能前景：一是俄羅斯獲得美國的全力支持，取得對烏克蘭壓倒性優勢。但不能不看到，儘管特朗普上臺以來美對俄政策已經急劇調整，但全面支持俄羅斯不可能得到美國國會和美國社會的同意；二是近期美俄會談的情況，假設俄烏迫於美國壓力達成臨時停火協議，可以肯定的是，烏克蘭不可能割地求和，俄烏雙方的根本矛盾並未解決。在短暫凍結戰爭後，俄羅斯仍可在喘息後捲土重來，掀起更大規模的戰爭，進而對歐洲安全和全球安全構成更大挑戰，並對推行綏靖政策的美國形成反噬；三是美國減少對烏援助，歐洲挺身而出，擴大對烏克蘭的全方位支持，並經過艱苦卓絕的鬥爭之後實現公正的和平。

俄羅斯現狀：從國際孤立到迎來轉機

戰爭爆發三年多來，俄羅斯曾長時間面臨大面積國際孤立。俄羅斯不僅遭受了國際社會的嚴厲制裁，這些制裁措施之廣泛與嚴厲，堪稱歷史之最，而且國際刑事法庭還對俄羅斯總統——聯合國常任理事國及「核大國」的元首——發出了逮捕令。此外，俄羅斯的能源產業在短短兩年多的時間內，已大幅被排擠出歐洲能源供應市場，進一步加劇了其經濟困難。

更為嚴峻的是，除國家層面的制裁外，俄羅斯還遭受了來自上千家跨國公司的聯合制裁。這種來自私營部門的制裁，其影響力和打擊力度，甚至在某些方面超越了國家和國際組織所施加的制裁。在戰爭與制裁的雙重壓力下，大量俄羅斯民眾，尤其是財富精英和知識精英，紛紛逃離祖國，以避免被徵召入伍，成為戰場上的犧牲品。這一趨勢無疑為俄羅斯的未來前景蒙上了濃重的陰影。

與此同時，戰爭與制裁的持續影響，使得俄羅斯國內政治局勢暗流湧動，各類危機頻發。回顧俄羅斯歷史，每一場戰爭的失利，尤其是重大戰爭的失敗，都曾引發國內政治的顛覆性變化。基於此，我們有理由認為，俄羅斯正加速邁向一場新的歷史性變動。

在地緣政治層面，俄羅斯的形勢同樣不容樂觀。在黑海和波羅的海地區，其地緣政治地位已退化至彼得大帝和葉卡捷琳娜二世時期的水準。

戰爭不僅暴露了俄羅斯戰爭方式的嚴重落伍，還揭示了其綜合國力的「千瘡百孔」，以及戰略文化的嚴重滯後。這場戰爭並非普京個人的戰爭，而是整個俄羅斯民族的戰爭，是俄羅斯陳腐歷史文化觀念與普京錯誤國際戰略判斷共同作用的結果。

特朗普上臺之後，迅速調整了對俄政策，美俄雙方已經進行了兩輪外交磋商，試圖促使雙邊關係回暖，美國也在俄烏戰爭問題上偏袒俄羅斯，企圖迫使烏克蘭締結“城下之盟”。但可以肯定的是，退無可退的烏克蘭不會屈服於美俄的壓力，特朗普調整對俄政策的努力也不可能為所欲為，在解除制裁問題上必須會受到民主黨的掣肘。更為重要的是，特朗普的「惺惺相惜」解決不了俄羅斯國內積重難返的政治治理失效、經濟體系潰敗、貪污腐敗盛行、社會風氣糜爛的頑疾。俄羅斯不會因為有特朗普的幫襯就實現大國復興。

同時，這場戰爭也深刻改變了歐洲格局，促使歐洲國家重新團結起來，共同抵禦俄羅斯對歐洲安全的歷史性威脅。特別是在美國政策調整的情況下，歐洲正在加速實現戰略自主，在應對俄羅斯對歐洲安全威脅方面減少對美國的依賴。

在原蘇聯地區，越來越多的國家開始擔憂俄羅斯的侵略行徑可能波及自身。因此，這些國家正積極採取多元化的對外政策，拉開與俄羅斯的距離，以實現多元平衡的外交佈局。

此外，這場戰爭還對世界格局產生了深遠影響，聯合國安理會的機制日益受到質疑和挑戰，其作為全球安全與和平守護者的角色已大打折扣。未來，聯合國的改革，特別是安理會的改革，將加速推進，以適應新的國際形勢和挑戰。

2025年2月24日，第79屆聯合國大會恢復召開關於烏克蘭局勢的第11次緊急特別會議（圖源：上觀新聞）

俄烏戰爭下的中國挑戰與國際戰略思維轉型

從中國的視角來看，俄烏戰爭的走向對中國具有深遠影響。中國改革開放之所以取得重大成就，部分原因就是得益於中美關係的改善和蘇聯的解體。如果俄羅斯在俄烏戰爭中取得「勝利」，一個崛起的俄羅斯帝國可能重新出現在中國周邊，改變歐亞地緣政治格局，這將對中國的地緣安全構成重大挑戰。

在全球政治格局層面，俄烏戰爭的爆發及其後續發展並未如部分預測那般，導致美國將主要戰略矛頭轉向歐洲以應對俄羅斯，從而減輕對中國的壓力。相反，這一衝突引發了美歐國家以及亞太部分國家對中國立場的擔憂，他們普遍認為中國在這場戰爭中傾向於俄羅斯，這種認知進一步加劇了他們對中國的戒心。為此，美國在過去兩年多的時間裏，加速在中國周邊地區構建了一個多層次、多形式、跨區域的印太同盟體系，旨在加強對中國的威懾力。更為重要的是，特朗普上臺後美俄關係的加速重啟將對中國的國際環境帶來重大衝擊。這也讓一些人「聯俄制美」的打算徹底落空。

在全球經濟格局層面，俄烏戰爭不僅加劇了自2018年中美貿易戰以來全球供應鏈和產業鏈的斷裂與重組趨勢，還進一步推動了全球經濟格局的複雜化。

在此背景下，中國面臨著前所未有的雙重挑戰：一方面，在經濟上，中國需要決定是否能夠以新的姿態積極融入新一輪全球化進程，還是會被邊緣化，甚至被排除在外；另一方面，在安全上，中國需要審慎考慮如何與周邊國家，尤其是世界頭號大國美國，保持和平共處的關係，避免由於各種有意或無意的失誤而陷入更深層次的相互遏制、對抗，甚至是戰爭。

面對這些挑戰，中國的國際關係研究學界及相關政策部門宜深刻反思並調整國際戰略思維。傳統的「叢林法則」「權力政治」的地緣政治觀念已難以全面應對當前複雜多變的國際形勢。「陣營對抗」的思維模式同樣無法引領中國走向更加和平與繁榮的未來。因此，我們必須切實遵循總書記所宣導的全人類共同價值理念，以此為指導，調整和優化中國的對外政策。

本文作者

馮玉軍：北京大學教授，中國中俄關係史研究會副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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