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释上合组织的“反常”扩员？上合组织的扩员为何得以成功实现？推动其最终实现扩员的关键因素是什么？11月24日至25日，百川论坛——“第三届中国外部环境的变化与评估：亚洲的安全与未来”2023研讨会在深圳举行。期间，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曾向红，在论坛分享了“上海合作组织扩员的规范与策略”。

 “出乎意料”的上合组织扩员

本次上合组织扩员有三个“反常”，一是选择扩员本身很“反常”，二是扩员路径的选择很“反常”，三是扩员成功的结果也让人“出乎意料”。曾向红指出，上合组织选择了“由难到易”这一反常的扩员路径，在扩员进程中，上合组织首先接纳了最为“困难”的印度和巴基斯坦，其次接纳了有争议的伊朗，最后讨论接纳白俄罗斯这一争议较少的国家。在非强制性的内部结构下，上合组织的扩员是一项极难达成一致的决策且“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重大事件。但“即便是将印度接纳进来，上合组织也没有出现崩溃”。

曾向红教授在研讨会上发表演讲

（图源：主办方）

“团结至上”是

解决上合组织扩员难题的良方

为什么上合组织扩员能在“反常”的方式下整体取得成功？曾向红认为，上合组织在扩员过程中形成了一种“团结至上”的策略与理念，从而保障了扩员并未带来颠覆性的结果。团结蕴含了对共同价值的遵循，为成员国之间的互信提供支撑；强调了成员国之间互相支持的紧密联系；提供了内部治理中对成员国道德约束的可能。“团结至上”的概念——既是一种组织内部的价值理念，又是实现组织内部治理的方式和策略。在“团结至上”的影响下，成员国对利益损失有一定的包容度，“但这不意味着成员国忽视或放弃追求利益，相反，为了实现更广泛的利益，成员国才接受和认同‘团结至上’的理念和规范。”

曾向红指出，搁置、约束、引导，是“团结至上”发挥的三大主要作用——搁置争议、约束矛盾公开化、引导调整自身利益。在面对不同的分歧类型，“团结至上”所发挥的作用也不尽相同。“‘团结至上’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策略，向成员国释放一种尽快达成共识的信号”，以顺利推动扩员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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