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讨论产业发展和产业政策，首先得有一个前提，就是现在世界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发展阶段。我们的时代仍然处于工业化时代，其本质没有改变，但是新时代的格局发生了巨变，即处于产业变局的过程中。

为什么说人类仍然处于工业化的阶段？因为在人类发展的整个进程中，工业化有一个区别于其他时期的很大特点，即它的经济增长率显著地高于过去，并且工业化经过经济增长之后也不可能再像之前一样有那么显著的经济增长。人类几千年，年均经济增长大约只有0.1%、0.2%，这是用现在的方法统计回溯当时的经济增长率得到的结果。有人统计，过去几千年里，人类达到最高经济增长率的时候是在中国的宋朝，那个时候大约可以达到年均增长率0.5%左右。和工业化时代相比，这个增长率就显得实在太微不足道了。可以说，人类社会长期以来经济处于低增长，严格说是基本上处于经济增长的停滞状态。这是人类经济发展的数千年常态。而到了工业化时代，从启蒙运动或者工业革命算起，到现在有300年的历史。站在全球的视角来看，年均经济增长率可以达到1—2%。其中，那些进入工业化进程的国家，经济增长率可以达到5%、6%，有的国家甚至是两位数。这样经济增长速度在人类发展的过程中是非常罕见的。现在有人说某些国家已经进入到后工业时代，对于个别国家也许可以这么说，但是大多数的国家，或就整个时代来讲，当前仍然处于工业化的时代。

从经济学角度来讲，工业化有两个最基本的特征：第一，经济发展高度依赖于经济的增长；第二，经济发展高度依赖于物质的投入。所谓工业或者产业，从本质上讲，就是采用机器生产的方式来实现物质形态的转换，从而能够使物质变得对人有用。到目前为止，物质的实体经济对我们仍然非常重要，具有第一重要的意义。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只要经济增长出现了问题（或者是实体经济发生了增长停滞问题），整个发展的态势就会遭到很严重的冲击。总之我们现在仍然重视经济增长，特别是仍然高度重视实体经济的发展，这是时代特征决定的。

产业发展的变局

经过了200多年发展的工业文明，现在处于一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期，中国也成为产业发展百年未有变局过程中一个特别受到关注的焦点。为什么这样讲？让我们先看看产业发生了哪些变局和新现象。

首先看技术变局。在研究或者刻画人类工业化过程时，我们会以技术来进行分段，比如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科学革命。新技术层出不穷，这就是技术变局。在如今这场百年未有之技术变局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巨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它的产业技术水平在迅速地逼近发达国家，这在历史上是没有过的。中国进行改革开放，产业发展方面一直遵循的是“引进、消化、吸收、再创造”的路径，远居发达国家之后。那个时候，发达国家觉得中国技术跟他们的差距很大，也接受中国技术发展的那个路径。但是现在跟以前不同了，我们正处在技术变局的过程中，虽然现在中国的大部分技术还是处于落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和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尚有不小差距，但是这个差距正在迅速缩小。在某些技术部门，中国已经能够开始和发达国家比肩，甚至有赶超它们的态势。中国的技术水平迅速发展，表现为生产力和生产规模的显著提高，在这过程中发达国家的心态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甚至感觉难以接受。

第二个变局叫生态变局。在以前的几千年里，甚至上万年人类发展的过程中，由于经济增长率很低，人口增长就很慢，物质资源的投入消耗也相对比较少，所以对环境的压力是不明显的。而进入了工业化的阶段以后，经济开始高速增长，大量的技术发明也使得越来越多的物资、资源投入到产业发展过程中。所以发展到现在出现大家耳熟能详的概念，即我们现在说的碳达峰、碳中和。本身这个“碳”就是人类发展和生命演化的基础，没有碳就没有生命，也没有现在的生命世界。但是大量耗费碳，并在工业化过程中把大量的碳排放到了空气里，这造成了很大的问题。所以我们说碳的达峰，即不能无限地向空气、大气排碳，而且最终要达到碳中和，不要过多地影响大气，影响环境。其实不仅是碳，从生态变革来讲人口数量也一样，人类的人口终有一天也要达峰，也要实现持衡，就是不再增长了。发达国家就越来越接近人口达峰与人口持衡了。所以生态变局过程中，工业化技术的进步和发展导致了环境的压力越来越大，现在人类就面临着要达峰、要中和、要持衡的压力。

第三个变局叫机理变局。机理变局就是现在的工业革命，或者工业化，或者现代产业发展模式的演变。西欧、北欧国家通过工业革命、工业化实现了经济现代化。到20世纪末，可以说工业化、工业革命能够获得成功的唯一道路就是西方的道路。所以20世纪以前中国要实现经济现代化，很多仁人志士都说只有一条路——全盘西化模式。建国以后曾经说可以不要西化，但是我们发现确实没有更好的方式来实现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所以实行改革开放，很大程度上就是一定程度地认可西方模式，要向西方学习，要借鉴西方工业化的做法，甚至他们的发展道路也值得我们借鉴。但到了21世纪以后，终于有一个曾经很不发达的经济体——中国，也走出了一条工业化的道路。到21世纪20年代，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是世界第二。如果从工业化的两个基本核心要义——增长依赖、物质依赖来看，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无疑走上了一条成功的道路。它跟20年前想象的工业化不一样，即使那个时候只有一条成功了的道路，只有一种取得成功的机理，而现在可以看到，中国没有完全模仿西方，也取得了工业化成功。所以说，工业化经济发展的机理模式也发生了变局。

第四个值得关注的是组织变局。工业化过程中除了土地、人口、资源等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要素，当时西方经济学家马歇尔提出还有一种要素，就是组织。人类对于走市场化道路始终有一个纠结的问题，是靠市场还是靠政府？早些时候是以自由主义市场为主；到凯恩斯的时候说政府很重要，后来就出现了强政府倾向；再后来发现强政府不行，又回来走强自由市场道路，于是出现了当年以美国的里根、英国的撒切尔为代表人物，更倾向于减少政府对经济发展的干预的做法。现在世界在市场、政府的组织变局中间发生了一个很突出的现象，我把它叫做“强规管”，就是强调规管和规则。它不过度纠结于市场还是政府主导的选择，但政府在规管和规则上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强。中国模式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尽管中国走市场经济，但是我们的组织方式中政府的规管还是比较强的，政府作为一个强大的组织力量来参与到工业化的过程中。现在的西方国家，比如美国，尽管在理念上仍然是市场和政府并存，强调自由市场，但实际上也走到了一个强规管的方向。美国用各种方式——如行政的手段、法律的手段，对经济活动进行干预，甚至不仅干预自己的国家，还长臂管辖其他国家的经济活动。

工业化的形态正在发生变化

工业化本身的本质没有变，但是产业发展出现了巨大变局，工业化的形态也发生了明显的转变。工业化的形态可以分为两种，一种叫做“机器工业化”，另外一种叫做“生态工业化”。产业发展的大变局，促使了产业发展形态在逐渐从机器工业化向生态工业化演进。过去经典的经济学非常精致地刻画了机器工业化的机理，那么生态工业化的机理是什么呢？

第一，目的观。首先要知道目标是什么，发展经济本质上是要做什么？比如衣食住行用，这是人类发展最本质的理性，也是经济发展的目标，我将它称做“本真价值”。但是工业化的发展不是由本真价值主导的，而是由工具理性主导的。所谓工具理性，就是不把人类真正要达到的目标作为目标，而是把实现这个目标的手段当成了目标，而本真的目标反而变成了手段。所以我们看，在工业化的过程的目标是什么？经济行为的目标是什么？不是吃多少东西，住多少房子，而是利润、收入、GDP。事实上这些东西是工具，是手段，是实现幸福的手段，它本身并没有用。因为本真价值所决定的物质需要是非常有限的，比如吃东西，吃饱了就不会再吃，衣服不能无限地穿。如果像前工业化时期那样，只是把某种物质上直接的目标作为经济发展的动力，那么经济增长的动力就非常有限，因为直接的物质消费量是非常有限的。但是工具理性的目标，比如收入、利润、GDP却是无限的，这样就使得增长具有了无限性。这个以工具理性为目标的工业化叫“机器工业化”，具有无限的增长目标。但是，仅仅以工具理性一意孤行地推动经济的增长，也产生了很多问题。比如赚钱是很重要，但是为了钱就什么都不顾，生态也不顾、环保也不顾，这是有问题的。习近平总书记说“绿水青山也是金山银山”。金山银山是手段，绿水青山是目的，不能颠倒了。在目的观上，工业化的形态正在发生变化，人们必须让工具理性和本真理性的目标能够持衡。

第二，数量观。因为目的观设定追求的是工业理性，过去的经济学最早的数量概念就是“最大化”，即追求最大、最优、最快、最多的目标，这是我们机器工业化过程中的基本的数量观。到了现在，仅仅是最快、最大、最多、最优地求极致就行了吗？其实世界上的任何东西走到了极致都不好。不是我们想象中的利润要最大化、GDP要最大化、增长要最大化那就是好，实际情况不是这样的。真正到了极致，并把这个极致作为目标的话，在现在的空间里面只会导致物极必反。基于这个认识，工业化的观念就会从追求数量逐渐转变为达到综合适量，任何东西都要平衡。例如，从过去的经济学的意义上来讲，好像每个企业都要做大做强。其实并不是这样，一个正常的社会，大中小型企业需要平衡发展。也就是说，这不是一个机械体，而是一个生态体。

第三，资源观。工业化要求投入资源来推动增长、推动发展、实现现代化，这是工业化在资源观上基本的思维。人们的观念逐渐改变为：有水快流，但是也要节约，循环适度才能细水长流。这个意识形态的变化给技术观给也产生很大的影响。人在工业化的过程中用机器、用技术改造世界、改造自然，所以有一句话叫“人定胜天”。其实人定胜天的意思是一种逐利技术，利当然是对人有用。但现在慢慢会改变为认识到“天人相宜”，人和自然之间要实现相宜，而且要向着宜人的技术去发展，对更多的人有益，而不是仅仅为了经济之利。这样的技术观也会在工业化过程中逐渐地发展起来。

世界产业会走向多样化的未来

世界产业的发展会走向多样化的未来。人类工业化进入了生态工业化的时代，多样化的文明形态会推动世界产业发展的多元化。不同的组织有不同的组织方式，因为它的根基文明形态是不一样的。过去研究经济学是一个机械体，这个机械体里面没有历史，没有文化，只有一个机械的机理。但是，人类文明是多样化的，不能说只有西方文明是唯一正确的、唯一有效的。中国的发展已经证明，世界上的文明形态可以多样化，而且多样化的文明形态是最有利于经济发展和人类发展的。所以多样化文明形态会推动世界产业发展的多元化，而且是产业组织的域观化，不同的领域里面会有不同的产业组织形态。

现在的产业组织方式正在走向强规管的时代，文明形态的多样化使得产业发展的形态也呈现多样化，每个国家都不一样。必然地，在全球不同文明体之间，不同的国家中它的产业政策既有相同的、共同的方面，也一定会有不同的特点。真正存在的世界可以叫做“域观世界”，不同的领域、不同文明状态之间各有特色，但又能够相互衔接、协调、挂钩、融合，并形成全球化的共同发展格局。也就是说，产业组织域观化、产业发展多样化以后，世界并不会变得破碎化。世界仍然会通过产业政策的博弈和协调、通过规管干预的国际沟通，让每个国家都有特色，但互相之间又可以对话、沟通、共处。而且他们之间还会力求达成各种正式的协议，用协议进行规管产业政策的协调，这是全球产业发展多样化未来很重要的一个特点。

还有一个要点是，多样化世界的核心关切正在发生变化。对于经济行为和经济学刚开始发展的时候，人们唯一关注的是“效率”，相信市场经济最有效率，而怎么做大、做强、做优就是核心关切。后来人们发现，仅仅一个关切点是不够的，还必须有一个重要关切点是“公平”，所以经济学开始关切效率和公平如何权衡。进入新的工业化时代以后，多元化世界的核心关切逐渐演变为三个核心关切点——除了效率、公平，还要有“安全”。在一定条件下，对安全的关切甚至超过效率和公平。现在有很多产业组织的制度安排，不仅越来越倾向于要实现效率、公平和安全之间的权衡，还要有安全与畅通之间的相对平衡。总之，在多样化的世界中，工业化的核心关切也在发生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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