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作为中国经济特区的先锋，深圳的崛起是这一时期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缩影。客观地看，深圳已经成为粤港澳大湾区乃至整个中国一个重要的经济增长极，并成为中国经济的重要发动机和全球经济的重要参与者。

《深圳2035：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圳展望》基于“深圳率先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路径研究”和“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研究”两大研究方向，提出了深圳引领“三新”的历史使命战略方向和总体思路——其中包括“全面升级深圳软基建基础”“推进深港深度合作发展”等一系列具体策略。尤其是在战略路径的选择上，创造性地提出了“地域嵌入型世界级经济平台”概念，这对处于新发展阶段的深圳和国家的建设具有开拓性意义。本文内容选自该书的序言部分，供读者参考。

深圳崛起：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缩影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作为中国经济特区的先锋，深圳的崛起是这一时期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缩影。从一个默默无闻的边陲小镇到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大都市，深圳只用了不过40年。深圳今天依然年轻，充满活力，这种活力在深圳经济活动的空间密集度上有着充分的体现。作为中国四大超一线城市中土地面积最小的城市，深圳土地面积只有北京的八分之一，仅占全国土地面积的万分之二，但近年来深圳的地区生产总值却几乎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也就是说，深圳在空间上的经济活动强度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百余倍。无疑，深圳已经成为粤港澳大湾区乃至整个中国一个重要的经济增长极。

如今的深圳是中国最先进的城市之一，拥有高效的城市管理体系和先进的基础设施，是中国最重要的制造业中心和最具创新精神的城市之一，是华为、腾讯、中兴通讯、比亚迪等世界级科技企业的总部所在地，是世界上重要的应用技术研发中心。深圳与世界经济体保持着紧密的联系，是全国经济对外开放程度最高的地区之一，过去31年出口规模稳居内地城市首位，是中国走向国际舞台的重要门户，正全力建设国际贸易、投资与合作交流高地，不断吸引着全球各国企业前来投资和设立业务主体。总的来看，深圳已成为中国经济的重要发动机和全球经济的重要参与者。

华为深圳园区（图源：华为官网）

应当强调的是，上述举世瞩目的成就来之不易，它们既得益于国家改革开放和经济特区建立带来的政策红利，也是几代深圳人不懈努力的结果。

中共中央、国务院于2019年2月印发《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确立了深圳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四大核心引擎之一的战略地位。同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中提出深圳朝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先行示范区的方向前进的要求，以及探索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路径。这两份重要的政策文件在半年内相继出台，它们不仅是区域发展的规划，更是符合新时代需要的国家总体发展规划的一部分，也是对深圳在改革开放历史进程中地位和作用的肯定，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它们标志着深圳迎来又一个重大历史机遇，也是继兴办经济特区之后，党和国家赋予深圳的又一项光荣使命。

2012年，党的十八大首次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是“五位一体”；2017年，党的十九大提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战略布局是“四个全面”；2021年，我国成功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党中央开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我国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从此进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跨越的新阶段。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新发展阶段就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阶段。这在我国发展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发展的要求，也是我国社会主义从初级阶段向更高阶段迈进的要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一个静态、一成不变、停滞不前的阶段，也不是一个自发、被动、不用费多大气力自然而然就可以跨过的阶段，而是一个动态、积极有为、始终洋溢着蓬勃生机活力的过程，是一个阶梯式递进、不断发展进步、日益接近质的飞跃的量的积累和发展变化的过程”。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对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产生了重大作用，也是新发展阶段发展实践必然贯彻的理念。在新发展阶段，我们面临的发展环境和条件也都有了新的重大的变化。面对这种新的变化，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2022年，党的二十大概括提出并深入阐述“中国式现代化”理念，国家进入通往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2050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阶段。

深圳一直走在时代变化的最前沿。在“双区”（粤港澳大湾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利好叠加、“双区”驱动下，深圳赢得了机遇。在全国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过程中扮演领头羊的重要角色，深圳必将在新发展阶段创造出令世界更为震撼的新成就、令世人更为惊叹的新奇迹。

深圳后海夜景（图源：人民网）

在党的二十大之前，深圳已经开始思考如何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这一问题。2021年8月，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开始对“深圳率先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路径研究”和“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深圳战略路径研究”这两个相互关联的课题展开深入研究，充分发挥研究机构的作用，集思广益，对深圳的过去和现状做深入的研究，展望深圳现代化的未来，历时一年最终完成了两份近14万字的研究报告。

本书的内容就是在这两份研究报告的基础上提炼、发展而来的，又历经两年反复推敲后集结成册，力争使成果在内涵上具有综合性、系统性、开放性和探索性，全书的研究分析聚焦在国际、国家、区域和深圳四个层面上。具体来说，研究深圳率先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三新”（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背景下的战略路径，就是要解决深圳在未来20多年应该是什么（定位）、应该做什么（功能）、应该怎么做（战略和具体策略）等一系列问题。通过对这些问题做深入、系统地分析研究，帮助深圳更好地抓住“双区”建设和综合改革试点的重大历史机遇，使深圳在新发展阶段更好地发挥其应有的重大作用，在全国努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扮演先行者和引领者的角色。

深圳下一步发展：“三个共识”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而随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国已进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又一个关键时期。在如此特殊的历史阶段，深圳应勇于担当。我们的研究团队在开展研究工作时形成了一系列共识，即深圳在谋划下一步发展时至少应当考虑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对深圳自身而言，要建设成为向世界最发达经济体看齐的高质量、高水平的经济平台，同时避免一些发达经济体经历过或正面临的中产阶层体量缩小、收入差异巨大、社会高度分化的局面，实现社会公平。在此层面需要解决深圳如何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基础上，迈步到发达经济体的水平的问题。

尽管深圳人均GDP已经超过2万美元，在数据层面上已经显示不存在“中等收入陷阱”问题，但深圳仍没有可掉以轻心的空间。因为深圳的发展水平较亚洲“四小龙”最后一位中国台湾（中国台湾2022年人均GDP为3.28万美元）还有一定的距离（2022年，深圳人均GDP为2.72万美元），更远远低于其他几个经济体（韩国、新加坡和中国香港）。深圳到2035年的发展目标应当是成为高度发达经济体，人均GDP达到5万美元以上（以2022年不变价计算）。但客观地看，要达到这个目标，还需要持续努力，实现可持续的高质量增长。

广东著名的“改革村”——深圳南岭村（图源：新华社）

第二，对粤港澳大湾区而言，深圳要起到核心引擎的作用，并充分发挥其毗邻香港的优势，全力配合香港实施“北部都会区”发展策略，促进香港与大湾区及内地其他地区的深度合作。考虑到“一国两制”因素，深圳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内地需要发挥“一国”的比较优势，实现大湾区内11个城市的协同发展，为香港的发展创造和提供更有利的资源和充足的空间。因大湾区建设而不断丰富的“一国两制”在大湾区的成功展现，也会为未来解决台湾问题、实现国家统一提供有益借鉴。对深圳来说，要实现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过程中要帮助香港，实现优势互补、“一加一大于二”的深港深度合作发展。

第三，对国家而言，深圳需要充分发挥其独特的优势和潜力，在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推动社会进步、推动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等方面，发挥先行先试的示范作用。党的二十大已经擘画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蓝图，总的战略安排是分两步走：从2020年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现在距离2050年还有很长时间，但到2035年已经不远了。到2035年，中国大陆至少要达到人均GDP3.3万美元，即中国台湾2021年的水平，而彼时中国大陆人均GDP是1.25万美元。从20世纪80年代初的不到300美元到2021年的1.25万美元，无疑是个巨大的成就；但是从1.25万美元到3万多美元，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需付出更多努力。如果整个国家到2050年要达到高度发达经济体的水平，未来二三十年中国必须保持中高速发展。就国家整体来说，要实现这种长期可持续的经济健康发展绝非易事。国家要保持可持续发展，就必须深化改革、扩大开放。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有方向、有立场、有原则的。在明确和遵循这些方向、立场和原则的前提下，深圳应该进一步解放思想，在努力探索新的发展模式——例如以大规模“软基建”促进包容性可持续发展来代替过去很多地方曾推行的过于依靠土地财政和房地产拉动经济的增长模式——及突破性的体制机制改革等方式先行先试，勇于创新，为国家发展贡献深圳模式和深圳经验——例如以行政体制改革来推进政府治理体系现代化。

深圳这座因改革而生、因开放而强的城市，这座始终站在改革开放最前沿的城市，在新发展阶段不仅要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为国家构建新发展格局服务，更要担当起引领“三新”的历史使命。需要意识到，对于像中国这样的超大型国家而言，我们需要建设几个超大型的经济平台来带动整个国家的发展。深圳乃至整个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就是在为中国打造这样一个超大型经济平台，因此具有十分重大的战略意义。

如何建设“地域嵌入型世界级经济平台”

以上这些思考贯穿了我们的研究，也形成了本书的几大主题。在这几个主题之中，我们认为，如何为中国建设起数个超大型经济平台，是现阶段亟须解决的关键性问题之一。在这方面进行探索，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为建设目标的深圳应当承担的责任。这种探索对于帮助实现本地区的可持续发展也是十分重要的，深圳和整个粤港澳大湾区在这方面大有可为。那么，这种超大型经济平台具体应该是什么样的平台、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内涵和属性，我们在本书中提出“地域嵌入型世界级经济平台”这个概念来帮助解答。

新发展阶段明确了我国发展的历史方位，即在未来的20多年内要完成将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也就是说，到2050年，我们在经济建设方面的目标应该是达到高度发达经济体水平。要完成这样的目标，对中小型国家而言尚且不易，对于中国这样的超大型国家而言更是充满了挑战。而不管是大国还是小国，要完成这样的目标，如何创造财富、可持续地“把蛋糕做大”是其中无法回避的问题。我们提出“地域嵌入型世界级经济平台”的概念，就是围绕创造财富、留住财富和增值财富几个环节来探讨深圳如何先行先试服务于国家构建新发展格局。建设“地域嵌入型世界级经济平台”，就是指通过提供一系列条件，使一个地区或经济体成为那些代表先进生产力、掌握高端核心技术的优质资本和人才都想进入，进入之后不会走、不想走，也走不了的经济平台。

2024年深圳港集装箱吞吐量突破3300万标箱（图源：网络）

财富，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学或者商业管理的概念，更是政治和社会概念。或者说，财富的创造、留住和增值需要经济、政治和社会各方面制度的配合。因此，我们需要很多的探索。从这个角度看，深圳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的意义更为重大。深圳的发展不仅要快，而且要平稳。回顾历史，可以看到一些发展中国家可以在一段时间里实现快速增长，但不能长期稳定增长，经济经常回落甚至倒退。对开放型经济体来说，挑战则更大，因为全球化时代的资本具有高度流动性，来得快，去得也快。如果经济增长不稳定，大起大落，就会出现停滞或呈现不发展状态。

因此，深圳不仅要吸取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经济体的教训，更需要研究相关的发达经济体是如何维持其稳定发展的。且不论久远的历史，自二战以来，发达经济体尽管经历了种种经济、政治危机，但直到今天发达经济体依然牢牢占据着先进技术和优质资本高地，先进技术和优质资本并没有流向其他国家。这也是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仍然能够维持其经济优势的关键所在。资本主义国家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周期性危机，但往往“垂而不死”，经过调整又恢复生机，甚至是更快地发展。这背后的动力机制和逻辑是什么？这是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我们认为，拥有数个大规模的“地域嵌入型世界级经济平台”是美国、欧盟等发达经济体能始终保持其经济活力的一个重要原因。

新发展理念指向的是高水平发展、质量型经济。对中国来说，数量型经济扩张已经达到相当的高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高水平发展，无疑需要依靠质量型经济，即依靠高端技术和优质资本。从这个角度来看，在新发展阶段，在中国打造数个“地域嵌入型世界级经济平台”，是贯彻新发展理念、助力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有力抓手，也是帮助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一大关键。如果能在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京津冀和成渝等地区形成几个超大型“地域嵌入型世界级经济平台”，其释放的强大发展动能，将为中国在新发展阶段成为中等发达国家、基本实现共同富裕奠定坚实的经济基础。

就产业升级而言，中国需要形成数个高端产业链，这些产业链具有地域性，并不会因外在形势的变化而迅速流失。珠三角曾经被称为“世界制造业基地”，形成了比较完整的产业链，但整体升级还没有能够完成，很多领域一直维持着劳动密集型运作。经历了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后，尽管东莞等地经过转型也得到了发展，但没有起到留住和继续吸引优质资本应有的作用。幸运的是，深圳现在正在快速形成以高端技术和优质资本为核心的产业链，并且向周边地区扩散和辐射。在全球化时代，资本是流动的，没有国界，产业很难依靠政治和行政因素（例如国家安全）使资本驻足。“地域嵌入型”经济就是提供一系列条件，使得优质资本和人才都想进入，进入之后不会走、不想走，也走不了。“地域嵌入型”经济对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如果整个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京津冀等区域都能形成具有自身特质的产业链，在留住本土优质资本的同时吸引优质外资，那么无疑将有助于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高质量发展，成为高收入经济体，并且使经济长期保持高水平的稳定发展。

京西智行深圳工厂落成投产，正联合上下游企业打造全产业链集群（图源：新华网）

我国已经进入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进一步对外开放阶段。鸦片战争之后的第一次开放，是被迫的开放，触发了中国长约一个世纪的革命和战争；改革开放这场第二次革命是主动的开放，通过与世界“接轨”，抓住每一次的历史性发展机遇，造就了今天的中国；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更是中国主动的开放，也是中国通过争取国际规则制定权、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在国际治理中扮演一个大国应有的角色所必须经历的过程。本书希望通过对上述重要问题的研究，助力深圳在大变局之下主动迎接挑战，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把握和创造机遇，以打造国际经济平台为契机，成为国家“双循环”战略交汇处的一个重要支点，为我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做出更大贡献。

《深圳2035：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圳展望》

深圳出版社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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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

郑永年：《深圳2035：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圳展望》作者，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学勤校长讲座教授、公共政策学院院长、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

段啸林：《深圳2035：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圳展望》作者，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全球研究项目助理教授兼计算社会科学理学硕士、哲学博士项目主任。

袁冉东：《深圳2035：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圳展望》作者、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副院长、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本文内容节选自《深圳2035：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圳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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