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正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共建一个更加公正、强力和可持续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既是全球也是中国的迫切需要。在此背景下，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举办百川论坛——“全球经济治理：中国与世界”2024研讨会，邀请来自新加坡国立大学、美国加州州立大学、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大学等国际高校，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国内高校，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和塞尔维亚国家“一带一路”研究所等国内外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分享其对新形势下全球治理和区域经济政策的真知灼见。
会场盛况
（图源：主办方）
本次百川论坛共设七大议题，全方位地探讨全球经济治理的各个方面：其中议题一到议题三分别是经济的区域化与全球经济治理、宏观经济政策与全球可持续发展、全球价值链重构的逻辑和对中国的挑战，深入探讨了当下全球经济治理的多个热门话题；议题四到议题七则分别从科技、发展、数字以及全球南方四个重要方面剖析全球经济治理的困境与解决方案。
全球治理体系与大国关系
当前全球经济治理体系面临诸多挑战，包括经济民族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新冠疫情、地缘冲突等，但究其根源，是大国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
在开幕致辞中，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教授、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郑永年强调了中美关系对全球治理的重要性，提出了全球治理的危机和大国责任问题。他认为，中国在不干预他国内政的同时，可以通过产能和开放政策影响世界，这与西方的军事和意识形态推行方式不同。
郑永年致开幕辞
（图源：主办方）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张宇燕介绍了全球治理的概念、理论架构等内容，提出全球治理的理想状态是林达尔均衡，即每个国家从全球公共产品中获得的好处与其贡献相等。进一步，他还引入了治理赤字与盈余的概念，提到了大国关系尤其是中美关系对于全球治理的影响。最后他还指出实现全球治理理想状态的六个基本原则：自愿原则、平等原则、权利和义务对等原则、效率原则、补偿原则和反馈原则。
张宇燕作主旨演讲
（图源：主办方）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分析了当前国际环境、中美战略竞争、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性，尤其强调中国应继续推动改革开放和科技创新，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以实现高质量发展。他还指出不同国家对于全球治理的理念存在巨大差异，需要通过交流和讨论来凝聚共识，同时中国的发展不应被视为威胁，而应被视为全球机遇。
张燕生作主旨演讲
（图源：主办方）
经济的区域化与全球经济治理
本环节主要讨论了区域化与全球治理之间的紧张关系，以及如何通过区域合作实现全球公共产品的提供。
波士顿大学全球发展政策中心非常驻研究员钱鹰分享了在亚洲开发银行的工作经验，讨论了区域合作的现状和问题，特别是经济走廊作为区域合作的主要载体，通过促进国家间的贸易、产业合作和公共资产管理，实现区域性市场的开发和效率提升。他还指出，当前存在许多区域合作机制，如自由贸易区等，但它们之间可能存在冲突，导致利用率和效率不高，并用了“面条碗”这一形象的比喻来形容这种复杂的区域机制交织现象。最后，他提出了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中应该采取的策略，包括加强与当地政府和社区的合作，以及多边机构合作，避免重叠和混淆。
钱鹰发表演讲
（图源：主办方）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北京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王勇指出，当前全球化的逆转和地缘政治竞争的加剧共同推动了全球和地区治理的变化。其中，经济全球化虽然推动了世界经济的发展，但也导致了社会分裂和贫富悬殊的加剧。他提出，区域化可能是突破全球经济治理困境的一种方式，它可以作为一种曲径通幽的途径。在当前RCEP框架下扩大地区经济合作是重要的，同时也需要重视地区安全安排，以缓解地缘政治经济冲突。最后，他建议中国的战略选择应该是坚持全球化和开放式发展，在开放的国际体系中提升中国的影响力。
王勇发表演讲
（图源：主办方）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全球治理室主任、研究员任琳探讨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中的国际制度融合问题。一方面，她分析了国际制度不融合的原因，包括监管套利、制度错配、低效复制等，并进一步探讨了国际制度不融合乃至冲突带来的负面影响，甚至可能将国际秩序拖入一个彼此隔绝的“平行体系”。另一方面，她还将国家逻辑、市场逻辑和区域逻辑整合在一起，提出了一个理论分析框架，用以研究国际制度融合的可能性路径。她认为，诉诸高水平、包容性和开放性的区域一体化可能成为各国摆脱大国博弈和国际制度复杂性掣肘，解决全球经济治理难题的有效途径。
任琳发表演讲
（图源：主办方）
宏观经济政策与全球可持续发展
本环节的讨论集中在全球宏观经济的现状、面临的挑战，以及如何通过宏观经济政策实现可持续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张明首先通过图表展示了全球经济增速与通胀之间的关系，指出上世纪70年代的滞胀现象，以及2008年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进入长期性停滞的特点。他提出，2022年之后，全球经济出现了增长偏低和通胀明显跃升的情况，标志着全球进入了一个新的滞胀时代。进一步，张明分析了形成新滞胀格局的三股力量：地缘政治冲突的加剧、发达国家为应对通胀而集体收紧货币政策、以及新冠疫情对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的长期影响。对此，他建议中国应以发展国内大循环为主，通过扩张性宏观政策、化解金融风险、增强微观主体信心和构建国内统一大市场来应对挑战。
张明发表演讲
（图源：主办方）
西京研究院院长、复旦大学研究生导师赵建开场提到，全球央行的政策路径在近年来变得难以预测，特别是美联储政策给投资者和市场分析师带来了挑战。他回顾了货币政策的历史演变，指出大萧条、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次贷危机和新冠疫情等重大事件对货币政策和货币理论产生了深远影响，尤其是促使理论更新和政策变革。进一步，他还分析了中国货币政策的特点，指出中国央行在制定政策时会考虑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原则，以及历史经验对当前政策的影响。他认为在次贷危机之后，中国实体经济保持相对稳定，而金融市场的波动性增加。未来中国的债务问题应该通过发展来解决，而不是简单地降低债务水平，避免导致杠杆率不降反升。
赵健发表演讲
（图源：主办方）
加州州立大学长滩分校经济学教授侯维忠对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与挑战进行了分析，包括人口老龄化、房地产市场波动、经济增速放缓以及环境保护等问题。他强调全球治理在实现可持续发展中的重要性，并提出需要有更多着眼于全球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最后，侯教授提出了绿色GDP的计算方法，强调应该考虑环境影响，并提出了全球环境责任制的概念。他对传统GDP和绿色GDP的核算进行了对比，并建议通过国际合作和实验室研究来推进绿色环保和绿色发展。
侯维忠发表演讲
（图源：主办方）
全球价值链重构的逻辑和对中国的挑战
本环节主要分析了全球价值链的变化、动因、中国的位势以及面临的挑战。
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学术副院长何冬妮提出，有三对力量正在相互作用重塑全球价值链，即附加值驱动与价值驱动、技术驱动与规则驱动、市场驱动和政府驱动。她认为，虽然中国制造业正逐步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攀升，但仍面临“两头受压”的挑战，从外部看主要是美国对华战略竞争导致的空间挤压，从内部看主要是技术驱动不足、全要素生产率下降、投资效率下滑以及超大规模市场潜力未充分转化为价值链优势等。对此，她建议应明确价值链稳链升链目标、路径及重点；以人才、数字、服务贸易、金融为重点扩大制度型开放，为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升级创造条件；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有机结合，切实促进营商环境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
何冬妮参与研讨会
（图源：主办方）
新加坡国立大学经济地理学教授、全球生产网络研究中心联席主任杨伟聪提供了对全球芯片产业和价值链重构的深入分析，重点讨论了地缘政治转变以及政府投资对半导体行业的影响。杨教授指出，中国在全球芯片产业中正面临技术创新、供应链的本地化、国际生产的政治因素等挑战。最后，他提出了对全球价值链治理的一些策略思考，包括如何提高效率、降低成本以及应对当前的挑战。
杨伟聪发表演讲
（图源：主办方）
日本亚洲经济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孟渤提供了对全球价值链中碳排放责任分配的深入分析，并提出了新的理论框架和政策建议，以促进更公平和可持续的全球治理。其中，他重点讨论了碳排放责任的归属问题，指出传统的基于属地原则的排放核算方法可能忽视了全球价值链中资本要素收益所有者的责任。基于此，他利用 “要素收入贸易”这一新概念，将属权原则引入传统的生产测-消费测排放核算框架，通过区分跨国公司和国内公司在价值链上的不同作用，进一步体现排放的“受益者负担”原则。此外，他还提出了全球环境责任制的概念，主张根据国家在全球价值链获取要素收益的能力来分配责任，即能力越大，责任越大。
孟渤发表演讲
（图源：主办方）
人工智能时代的全球科技治理
第二天论坛伊始，国务院参事、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院长、公共管理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专业委员会主任薛澜发表主旨演讲，涉及人工智能发展现状、应用、风险、治理、人才培养等多个方面，提供了一个全面而深入的视角。薛澜认为，人工智能的发展在带来巨大社会收益的同时也面临着系统失控、人际关系边界模糊、技术滥用等多重风险，中国未来既需要加强基础性、原创性和前沿性研究，平衡创新发展和风险管控的关系，也要完善治理体系，适应技术发展，尤其是积极参与国际合作，推动全球治理规则制定。此外，他还建议中国需要进一步吸引全球人才，并构建更稳定的规制环境以促进企业发展。
薛澜作主旨演讲
（图源：主办方）
在圆桌讨论环节，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研究员、创新发展政策所副所长眭纪刚首先指出人工智能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的代表性技术，将对科技、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更大的革命性影响。眭纪刚进一步分析了人工智能对生产、生活、就业以及社会治理、后发国家等方面的挑战，并提出加强各类主体的能力建设，加强人工智能的技术创新，构建与新时代相匹配的制度，培育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开发国内市场需求，积极应对人工智能带来的挑战等若干政策建议。
眭纪刚发表演讲
（图源：主办方）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副研究员唐新华的发言深入分析了美国的技术联盟政策及其对国际战略格局的影响，以及多极联盟策略如何影响全球发展和技术生态体系的重构。他强调，美国在拜登上台后提出“小院高墙”策略，目的是控制战略性新兴技术和创新要素向竞争对手流动。而在新的全球科技治理背景下，他建议需要采取开放和合作的态度，尤其是以科技文明的交流互鉴超越传统文明隔阂，推动人类社会实现长久和平和共同繁荣。
唐新华发表演讲
（图源：主办方）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李寅通过历史参照来分析AI技术的发展趋势，并讨论了中美在AI发展中的竞争与合作，以及技术扩散对于全球发展的重要性等内容。他指出，AI通用大模型可能将信息技术产业带入大规模生产时代，类似于工业革命对工业生产的改造。他还强调，任何国家试图长期阻碍大规模通用技术的国际扩散都是徒劳的。同时，中国应推动技术扩散，并构建以中国创新为中心的国际网络。
李寅发表演讲
（图源：主办方）
全球发展治理与国际公共产品
本环节的讨论涵盖了全球发展治理的多个方面，包括国际关系的重塑、国际公共物品的供给、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政策机制的调整、人文交流与教育合作，以及智库和研究者在推动全球发展中的作用。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俞建拖的发言主要探讨了全球变局下的国际关系重塑、中国在全球公共物品供给中的角色，以及全球治理机制的调整等问题。他认为，当前全球变局的特点是东西关系和南北关系都在重塑，而中国处于这两个关系交汇的独特位置。在这个过程中，中国需要避免单一身份主导，而应展现出多元身份，这对未来全球秩序的塑造具有重要意义。他还指出全球治理的失灵与国内治理失灵是密不可分的，需要统筹考虑四大赤字（信任赤字、发展赤字、和平赤字、治理赤字）。最后，他还讨论了中国对外援助政策机制的转型，以及如何适应新的全球治理环境。
俞建拖发表演讲
（图源：主办方）
塞尔维亚国家“一带一路”研究所所长Bojan Lalić认为，当前是 “一带一路” 迈向下一个十年的重要节点，塞尔维亚希望借此机会深化中塞双边合作。他首先回顾了塞尔维亚和中国建立合作时的良好氛围，并提出下一个十年的合作思路，包括基础设施、开放经济、绿色发展、科技创新、机构合作等8个重点方向。同时，他还列举了许多塞尔维亚与中国合作的具体案例，展示了两国合作的深度和广度。最后，他介绍了 “一带一路” 研究院在促进合作和研究方面的重要性，并呼吁相互学习，提高追赶变化的速度，以在快速发展的世界中更好存活。
Bojan Lalić发表演讲
（图源：主办方）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国际发展合作研究所孙天舒探讨了中国以何种体制机制参与全球发展治理。她认为，当前公共部门依然是中国参与全球发展治理借由的主要主体，这一主体的行动遵循一套行政化的政策工程体制，具有明确的执行目标、权责边界、资源分配和控制机制，强调政策工程目标实现的可预见性，以对冲风险、规避损失、保全资产。然而，伴随着中国深入参与全球治理、全球宏观环境风急浪高、高度异质化的多元主体围绕统一发展问题相互博弈和合作，这种强调可预见性的体制与高度不确定的外部环境发生了冲突。她认为，中国需要调整政策机制以更好地适应全球发展治理的现实问题，特别是在逆周期和多重风险的环境下。在具体建议方面，孙天舒指出，核心是思考政府在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中的角色，“当立之处立”，即保持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和制度化安排的角色，“当破之处破”，即为创新和试错留出空间。
孙天舒发表演讲
（图源：主办方）
全球数字经济治理的危与机
本环节主要讨论了数字经济治理的机遇与风险，包括中新数字金融合作、数字时代的商业模式与金融风险以及数字货币对全球金融治理的冲击等问题。
新加坡社科大学金融科技与区块链教授、全球金融科技学院院长李国权首先介绍了中新两国在贸易、金融等领域的合作现状。其次，他探讨了若干关于数字人民币和加密货币的进展，包括数字人民币在B2B贸易中的潜力、政策风险，香港在中国加密货币政策中的地位，以及香港尝试稳定币和多国央行数字货币的目的。再次，李国权讨论了国际合作在解决全球问题，如中小型企业融资问题上的重要性，并提到了碳信用方面的差异和新中在解决这些问题上的机遇。最后他提出了新能源汽车可以作为数字资产的概念，并讨论了新加坡在推动中新数字货币合作方面的潜在角色。
李国权发表演讲
（图源：主办方）
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副院长、丝路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彭俞超的发言涉及数字经济时代下的资本逻辑、商业模式、风险治理以及市场监管等多个方面，展现了对当前数字经济时代新趋势与新风险的深入思考。他指出流量思维在数字经济时代的重要性，以及如何通过获取和变现流量来实现盈利。他举例说明了不同的流量变现方式，包括引流、金融工具的引入，以及通过延长账期等。最后，他还反思了资本无序扩张带来的问题，包括对行业发展的影响、消费者行为模式的改变，以及这些问题对社会发展的潜在影响。
彭俞超发表演讲
（图源：主办方）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国际事务研究院副研究员包宏首先介绍了数字货币的不同类型，包括原生加密货币、代币、稳定币和央行数字货币（CBDC）。他指出私人数字货币正在全球金融治理体系的缝隙中不断生长，并从金融市场、国家治理能力以及非法金融活动这三个渠道产生了现实冲击。他认为，在应对时应加强对数字货币背后金融规律以及政治经济规律的研究，并推动全数字化场景、非金融投资领域的区块链应用落地。同时，他强调当前全球金融治理体系在应对数字货币冲击时缺乏协调和落实，需要新的治理机制和规则，央行数字货币领域的合作可能是一个潜在方向。
包宏发表演讲
（图源：主办方）
全球南方的经济合作与治理
本环节的讨论集中在全球南方国家如何通过合作机制如金砖国家和中非合作论坛来增强合作、应对挑战，并利用数字贸易等新兴领域促进共同发展。同时，也提出了对当前国际合作中存在的代际变化等深层次问题的思考。
华侨大学副校长、国际关系学教授林宏宇的发言，重点讨论了全球南方的兴起、金砖合作机制的潜力、全球非西方的概念，以及中国在非洲的影响力等内容，展现了对中国在国际舞台上角色和全球南方合作发展前景的深入思考。他指出，中国的快速发展与和平崛起的特性导致出现国家身份认定的问题，同时也引起了国际上一些力量的不安。全球南方概念的出现正是这种不安的体现。与此同时，俄乌及巴以冲突的加剧标志着全球非西方阵营的出现，全球非西方概念涵盖了更多的中间地带国家，比全球南方更有概括力。此外，林宏宇还提出，通过利用金砖+机制的潜力，可以更有效地应对当前全球南方发展面临的困境。他特别提到了厦门可能成为未来金砖合作组织秘书处的所在地，这可能成为推动金砖与全球南方合作的一个机遇。
林宏宇在研讨会上发言
（图源：主办方）
达累斯萨拉姆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Humphrey P.B. Moshi强调了中非合作平台，如中非合作论坛，是实现非洲社会经济发展愿景的重要渠道，具有无官僚主义、定期举行峰会和部长级会议、基于平等的友好协商等特点。Moshi教授不仅赞扬了中国在合作中所遵循的原则，包括相互尊重、不结盟、不干涉内政、平等合作以及和平共处等，而且指出“一带一路”倡议对非洲经济发展、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促进和规则设定等方面的积极影响。最后，Moshi教授基于中非合作过程中遇到的挑战，如非洲国家对合作平台的理解不足、对债务陷阱的误解等，提出了合资企业、鼓励自力更生以及“去美元化”等一系列未来建议。
Humphrey P.B. Moshi发表演讲
（图源：主办方）
海南省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东艳的发言主要探讨了数字贸易对全球发展的影响。东艳强调，数字贸易作为全球经济和贸易增长的新引擎，不仅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为全球经济注入了活力。她也指出了数字贸易可能带来的挑战，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数字鸿沟的存在可能加剧经济不平等，影响全球经济的均衡发展。东艳特别强调了南南合作在数字经济领域的重要性。她认为，通过南南合作，发展中国家可以共享数字经济的发展经验，加强技术交流和知识转移，从而共同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数字鸿沟。此外，南南合作还可以促进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数字经济治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推动建立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数字经济秩序。中国在数字经济领域的发展经验，可以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借鉴和参考。同时，中国也应加强与其他国家的合作，共同推动数字经济的国际规则制定，为全球数字经济的健康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东艳远程线上发言
（图源：主办方）
本文作者
包宏：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国际事务研究院副研究员。
*原创声明：本文版权归微信订阅号“大湾区评论”所有，未经允许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转载、复制或以任何其他方式使用本文部分或全部内容，侵权必究。公众号授权事宜请直接于文章下方留言，其他授权事宜请联系IIA-paper@cuhk.edu.cn。
GBA Review 新传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