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美國特朗普政府發動中美貿易戰以來，中美兩國的關係一直呈現衝突的趨勢，這種不穩定發展的狀態被視作是“守成國”與“崛起國”之間的結構性矛盾。美國的中期選舉臨近，如何看待中美關係這幾年的發展以及未來的不確定性？在國際環境愈加複雜之際，中國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和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如何逃避學界所講的“修昔底德陷阱”，並積極參與全球治理的建設和重塑國際秩序的進程？

在此背景下，2022年10月26日晚上，由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國際事務研究院主辦的“如何逃避‘修昔底德陷阱’：中美關係現狀、趨勢和展望” 主題講座在香港中文大學（深圳）校園內舉行。本場講座邀請到知名中國問題專家、香港中文大學（深圳）教授、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院長鄭永年作為主講嘉賓，吸引了專家學者和全校師生的廣泛關注，講座現場座無虛席、反響熱烈。

01 主講人簡介

鄭永年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深圳）教授

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院長

施普林格·自然出版社(Springer-Nature)ARPE學術期刊(The Asian Review of Political Economy)主編、羅特裡奇出版社(Routledge)《中國政策叢書》(China Policy Series)主編和世界科技書局(World Scientific)《當代中國研究叢書》(Series on Contemporary China)共同主編。

獲中國北京大學法學學士(1985)、法學碩士(1988)、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政治學碩士(1992)、博士(1995)。歷任中國北京大學政治與行政管理系講師；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研究員、資深研究員；英國諾丁漢大學中國政策研究所教授和研究主任；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教授、所長。曾任美國社會科學研究會（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和美國麥克亞瑟基金會(John D. and Catherine T. MacArthur Foundation)研究員。

主要從事國際關係、外交政策、中美關係、中國內部轉型及其外部關係研究。近年來，先後出版和主編著作近百部，其中英文專著10+部。在國際學術刊物上發表學術論文數十篇。

02 講座內容回顧

觀點1：用“修昔底德陷阱”來判斷中美關係是否合適？

什麼是“修昔底德陷阱”？鄭永年教授從美國哈佛大學教授，甘迺迪學院（Kennedy School）的創始人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提出來的一個概念展開。修昔底德是古希臘的一位歷史學家，他在《伯羅奔尼薩斯戰爭史》中提出了一個命題：為什麼雅典跟斯巴達兩個國家會發生戰爭？他認為，斯巴達作為一個現存的大國，雅典作為一個新興的大國，是雅典的崛起和斯巴達的恐懼，最終導致戰爭的不可避免。受此啟發，艾利森統計了人類過去500年所發生的各種主要戰爭，總結發現崛起國跟守成國之間一共發生了16次的衝突和權力轉移，其中12次發生了戰爭，只有4次沒有發生戰爭。於是他提出“修昔底德陷阱”的概念，認為中美之間必有一戰。

對此觀點，鄭永年教授認為，雅典和斯巴達是兩個小國之間的戰爭，而今天的中國跟美國是兩個大國，而且是兩個核大國之間的關係；一旦使用核武器，戰爭足以毀滅整個世界。因此用這樣的類比去得出結論，就如同回到春秋戰國時代去分析當代的國際關係問題，是不夠妥當的。

觀點2：美國為何恐懼中國？

鄭永年教授指出，美國對中國的恐懼來自於四個方面的原因。第一，中美之間GDP的差距在縮小。去年中國的GDP總量相當於美國GDP的77%，如果按照PPP就是購買力平價來計算，中國的經濟總量已經在2014年超過美國。第二，中國軍事實力的增強。雖然中國的軍費還不到美國的1/3，但美國想要維持一個全球性的霸主地位，是以保持絕對的優勢為目標，因此對於中國軍事實力的增強感到不安。第三，美國內部的問題，以自由民主為核心的制度體系出現危機，其意識形態在不斷衰弱。美國從早期的精英民主，到後來的中產民主，現在卻變成民粹民主。這不僅是美國的現象，也是很多民主國家正在發生的現象，這也導致了沒有從政經驗的政治局外人的崛起。無論是党爭還是政治局外人，都導致了有效政府的缺失，使其無法有效解決內部的問題。第四，美國害怕中國這一套不同的制度體系的崛起，會對西方的民主制度構成挑戰。因此特朗普時期美國政府制定了對中國的四個分化戰略。拜登以後，美國的策略更是力圖把世界推向兩極化。

鄭永年教授進行主題演講

觀點3：美國正在推動世界兩極化，與中國系統脫鉤。

美國的冷戰派希望把中美關係引向像過去美蘇之間的關係，從意識形態上分割成兩個陣營。具體表現在高科技的封殺，尤其表現在晶片上的封殺。這種封殺還是輕微的，嚴重的是現在美國開始轉向系統脫鉤。

鄭永年教授運用了一個形象的比喻，如果把近代以來的科技比作一座山，是人類幾千年的積累，所有國家包括我們中國以及四大發明都有貢獻。但是近代以來，首先是西方歐洲國家把持了這座山，之後是美國把持了這座山；中國改革開放以後，我們接受了西方主導的制度，等於我們也上了這座山。“系統脫鉤”就是說，美國不僅不讓中國在這座山上往上爬了，即“卡脖子”，更要把中國趕下這座山，這比“卡脖子”要嚴重很多。事實上，中美在很多領域都在不斷較量，美國搞兩極化的同時還是在搞聯盟化，這些都需要我們引起重視。

觀點4：中美關係前景如何？中國應對策略應是“鬥而不戰”。

鄭永年教授指出，中國對待中美關係的策略應該是“鬥而不戰”——“鬥”可以，但不要“戰”。

首先，我們要吸取“閉關鎖國”的教訓。不應像蘇聯那樣搞兩個體系，或是另起爐灶。而是要主張開放，甚至是“單邊開放”。第二，要重視人才，向全世界引進人才。冷戰期間美國跟蘇聯鬥爭，用的是全世界的人才，來跟蘇聯鬥爭。今天我們面臨更嚴峻的任務，美國也在用全世界的人才，包括我們中國的人才跟中國競爭。第三，想要重建國際秩序，就需要中美加強合作、良性競爭、避免戰爭。 第四，中國需要堅持開放包容的多邊主義。中國多邊主義就應當是開放的、包容的、不針對第三個國家的。

講座現場

03 問答精彩瞬間

Q1: 這幾年中美關係緊張，境外的投資者對中國的資產出現愈加強烈的規避心態，疊加近期的人民幣貶值現象，我們應該如何去看待未來的人民幣資產？

鄭教授：中國的經濟基礎面依然良好，中國人均GDP還是12,000美金，想要充分發揮其發展潛力在於如何把一些細小的政策問題處理好——中國的民營企業、民營資本都是合法的，但一些國有企業跟民營企業之間的關係變成了利益之爭。這個時候就需要國家來調整國有和民營兩個經濟部門，使之均衡地發展。

Q2: 我們都知道資本是逐利的，因此中美兩國合作才是上策，特別是在經濟利益上。究竟是怎樣的背後力量在影響著美國的決策，使得他們用非理性的方式，反而採取越來越多激進的對華措施，其底層的邏輯是什麼？

鄭教授：經濟層面中美之間雖然互相依賴，一旦政治在關係中占主導地位的話就很危險。歷史上的1875-1914年歐洲國家之間的經貿關聯度非常強，為什麼1914年最後爆發戰爭了？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就曾提出，人類如果可以富足為什麼還要格鬥、互相殘殺？這就是典型的政治跟經濟之間的關係。

能用人民幣和美元解決的問題是比較好的，一旦提到意識形態的高度就很棘手。美國有分化中國的戰略，為什麼中國沒有分化美國的戰略，牽制華爾街？資本最害怕的是不確定性，我們要給資本提供一個確定性。所以一定要推動法治，法治才能保障確定性。其實資本沒有忘記中國，也不會忘記中國。為什麼香港多年來一直是中國最大的外資地？為什麼很多科技公司要到香港去融資？就是因為他們有嚴格的規則。基於規則和標準的法治建設，西方也是花了150多年才建立起來，我們還需要努力。

Q3：“軟實力”如何運用在中美關係以及講好中國故事上？

鄭教授：哈佛大學教授約瑟夫·奈（Joseph Nye）首創“軟實力”概念，但“軟實力”的作用到底在哪？我以前寫過一篇文章認為，The soft use of hard power is soft power，即一個硬力量的軟用才是軟實力。軟力量要有硬實力作為基礎，沒有硬實力作為基礎的力量，“軟實力”用處就不大。

現在的問題是我們還缺少足夠的內容去講好中國故事。“軟實力”不是對罵出來的。美國人罵你，你罵回去能叫“軟實力”嗎？我們的國家強大了，大國的氣量也要大一些，這樣別人也會更尊敬你。

Q4：說到美國社會內部的分裂，美國社會近些年出現了很多極左和極右的團體，但這似乎並沒有導致美霸權衰落，我們是否高估了這種美國內部的危機？

鄭教授：我一直強調，不要低估美國。美國發生的是一個治理危機，其系統本身沒有大危機。美國的強大依賴於其五大開放系統——開放的企業系統、開放的科創系統、開放的金融系統、開放的教育人才系統、開放的政治系統，這五個系統互相促進造就美國的強大。

當我們說“東升西降”，這是一個相對的概念。這是因為中國崛起得很快，但西方並沒有降，只是升得慢了一點。很多人沒理解這一點。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要垮掉的論斷已經說了200多年了，資本主義還在那邊，並有沒有垮掉。對待這個問題要實事求是，要動態地看。

Q5：美國政客是否可能延續冷戰思維，把普世價值上升到意識形態鬥爭，故意跟中國產生糾紛？中國應該如何應對？

鄭教授：美國在二戰以後是最強大的；從奧巴馬開始，曾想改善跟古巴的關係；甚至特朗普的時候，也在想跟俄羅斯改善關係。所以，美國自身正在不斷調整戰略，我們對這些方面要有理性的認識。美國可以給中國製造很多的麻煩，比如美國國務卿布林肯說，“我已經放棄改變你內政的計畫，但是我要塑造你的外部環境”。

其實美國最大的不安全是內部的問題，這幾年，美國沒有建立起一個有效政府，在收入分配上出現了大問題，就把這個責任錯怪在中國。一直針對中國對美國有什麼好處？在內政上不作為，而在外交上對抗中國，美國的情況不僅沒有好轉，而且在惡化。中國也是一樣的，把自己內部的發展搞好才是最重要的。內政是外交的基礎。

鄭永年教授結合自身經歷和豐富的學識，以風趣又睿智的語言為現場聽眾深入淺出地梳理了中美關係的脈絡。講座現場掌聲不斷，反響熱烈。這是一場充滿智慧的思想盛宴。最後，鄭永年教授和在場觀眾分享了他對中美關係的期冀，他對中美關係並不那麼悲觀。只要我們運用理性的力量，而不被情緒所左右，當理性戰勝情緒的時候，和平就有希望。

（鄭永年教授演講全文會整理發佈於公眾號《大灣區評論》上）

編輯：GBA Review 新傳媒

講座統籌｜林佳莉

編輯｜馮簫凝 黃紫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