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之角是連接中東、印太和地中海的樞紐，也是“一帶一路”倡議在非洲的橋頭堡。自2020年11月延續至今的衣索比亞內戰（以下簡稱“埃塞”）使得非洲之角安全局勢引起了國際社會廣泛的關注。對於中國而言，非洲之角局勢不僅關乎紅海航線的能源與貿易安全，也關乎中國在該地區經濟利益與戰略性基礎設施的安全。2022年6月20-21日，首屆中國—非洲之角和平會議在埃塞首都阿迪斯阿貝巴召開。在此背景下，2022年8月16日，由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主辦的“非洲之角局勢與中國海外利益”研討會在校園內召開。
此次研討會邀請來自高校和企業的專家和學者，從國際局勢、外交政策、地區現狀和中企實踐等方面探討非洲之角當前的局勢與中國海外利益。香港中文大學（深圳）教授、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院長鄭永年出席研討會並作開幕致辭，研討會由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博士後研究員葉薇博士主持。
參會嘉賓合影 研討會內容回顧 一、民族國家與非洲政治轉型 非洲之角當前的局勢應置於民族國家與非洲政治轉型的大背景下來理解。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院長鄭永年教授在開幕致辭中指出，二戰後非洲國家被動採納了民族國家形式、照搬了西方的制度，但民族國家是否為最好形式是值得深思的。當今非洲依然處於轉型狀態，還在探索適合自身的政體形式。 西方的殖民主義給非洲帶來了一些表像上的變化，但總體上是失敗的。值得反思的是，資源如此豐富的非洲為何還有那麼多國家處於貧窮狀態？鄭永年教授認為，西方在看待非洲時秉承著一種認為歐洲的就是先進、其他地區的就是落後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哲學。西方在殖民時代並未約束自身，如今卻在發展問題上給非洲設置了種種附加條件，正是這些限制使得非洲發展不起來。 鄭永年教授進行開幕致辭 與西方相比，中國的發展模式對於非洲具有特別的意義。中國在非洲的實踐本質上是交換，而非西方殖民時期的掠奪。基於自身發展經驗，中國在非洲進行了大量基礎設施建設和人力資源開發。鄭永年教授指出，中國的現代化模式向那些既想發展又想獨立的發展中國家提供了現代化的另外一種選擇。在從前的發展模式中，加入西方似乎是唯一選擇。這種模式帶來的問題便是對西方的高度依賴，無法實現內政外交的獨立。儘管中國的體制還有許多待改進的地方，但總體上是在短期內實現了獨立與發展。因此，中國對於非洲的意義不僅僅是促進非洲發展，還在於中國的發展經驗與模式是否能在非洲成功應用。 中國的發展經驗與模式在非洲的適用性是一個具有世界性意義的問題。縱觀近現代歷史，尚未有大國成功處理好發展中國家問題，美國與前蘇聯均未處理好。如今，中國如何處理非洲的發展問題及其與非洲的關係？這並不是西方鼓吹的地緣政治問題，也不僅僅是經濟利益問題，而是需要從制度、經驗等各個層面探討的重要問題。鄭永年教授強調，西方將中國在非洲的實踐稱為新殖民主義，這是西方造出的概念，而我們的學者尚未提出具有解釋力的概念來闡述中國自身的實踐，這是我們需要做的。 二、內生視角中的非洲與非洲之角 傳統國際關係以民族國家為分析單位，以歐、美等中心國家為出發點來認識發展中國家。日益突出的跨國界問題凸顯了這種範式認識世界的局限性。以新冠疫情為例，非洲被媒體描述為人類能力最末端的“黑洞”，其自身應對疫情的努力被忽略。南非總統拉瑪薩福批評歐洲依然以“父權”態度對待非洲，理所當然地視非洲為歐洲疫苗的灌裝點，不重視非洲自身的生產能力。北京大學非洲研究中心主任劉海方副教授指出，在這種中心主義範式下，非洲與非洲之角的問題被簡化成了美非關係、歐非關係、中東與非洲的關係，而非洲及其自身的主體性則是缺失的。正是這種缺失使得我們難以全面認識這一地區。 研討會現場 1. 非洲主體視角不能缺失 當前非洲的國際關係誠然有大國影響的痕跡，但增加一個非洲主體的視角是必要的。理解非洲如何認識自身、如何看待自身與其他國家和地區的關係、如何應對國內和跨國問題有助於我們全面認識複雜現象。劉海方副教授以非洲民眾如何認知近年來頻繁發生的政變為例，展示了複雜現象中的非洲內生因素。民調顯示，馬里民眾支援軍隊回歸政治舞臺中心以解決政治僵局。這一非洲主體視角下的內生因素在常見的“大國軍事存在”敘事中是缺失的。 北京大學非洲研究中心主任 2. 非洲之角局勢 非洲之角當前最引人注目的安全問題是埃塞內戰。埃塞聯邦政府稱其軍事行動為“執法行動”（Law Enforcement），而作為反政府軍的提格雷人民解放陣線（簡稱“提人陣”）則堅稱自身沒有違憲。此外，蘇丹政變與政治過渡，索馬里青年党，以及牽動埃及、蘇丹和埃塞三國關係的復興大壩也備受矚目。雖然美國和沙特等國在積極介入蘇丹的政治過渡，但當前蘇丹並無明顯的領導人，蘇丹將如何解決自身僵局有待觀望。針對索馬里的大選，劉海方副教授指出，值得注意的是青年党原副黨魁被任命為負責宗教事務的部長，這或將預示著一種包容性的新政治對話格局。復興大壩問題此前在美國的介入下呈現緊張態勢，引起了國際社會對可能的軍事衝突的擔憂。非盟後續促成了新一輪談判，目前埃及和蘇丹的表態似乎都在默認大壩既已建成的事實，都強調應該用法理規定下各自用水的比例（以避免位於上游的埃塞予取予奪），軍事衝突可能性降低。 埃塞聯邦政府與提人陣自2020年11月起的衝突是族群矛盾激化的結果。占埃塞全國人口34%的奧羅莫人在政治上長期處於邊緣位置。2018年，出身于奧羅莫族的阿比·艾哈邁德（簡稱“阿比”）當選為總理，打破了提格雷人的政治壟斷。阿比上臺後進行了一系列政治經濟改革，解散了以提人陣為核心的執政黨衣索比亞人民革命民主陣線（簡稱“埃革陣”），並推遲了大選，引起提人陣的不滿。提人陣後續不顧聯邦政府反對舉行了地區選舉，並襲擊了國防軍在北部的基地，是為內戰導火索。波札那大學人文學院講師陳亮博士認為，埃塞族群問題政治化由來已久，但被埃革陣執政期間的發展所掩蓋。在國家統一與分裂問題上，各主要族群的歷史敘事不一致缺乏共識，甚至各族群內部也有分歧。 波札那大學人文學院講師 陳亮博士進行主題演講 埃塞複雜的族群矛盾與其國家化和現代化進程息息相關。陳亮博士指出，埃塞所羅門王朝不斷擴張領土、同化其他民族的“阿姆哈拉化”文明擴張過程中形成了壓迫與被壓迫的關係和歷史敘事。提格雷人在推翻德格軍政府的過程中形成了高度動員的強權，並在1994年憲法中保留了對壓迫的恐懼，形成了以族群為基礎進行區域劃分的民族區域聯邦制。在這一制度下，分離權為當下分裂埋下隱患，各族群可以以族群身份組建政黨，族群身份便成為政治動員工具。阿姆哈拉人在歷史上認同埃塞，但這種認同在埃革陣執政後逐漸收縮。在民族區域聯邦制下，其反而由於移居其他地區而被當地人視為定居的殖民者，加之經濟上的邊緣化，發展出受害者心理，轉而更加認同本民族。奧羅莫人則一直存在著被壓迫而傾向分離的心態和政治力量。阿比上臺之後的策略是推行新的衣索比亞主義，聯合阿姆哈拉精英，控制奧羅莫人的離心力，通過沒收黨產和軍事行動壓制提格雷人。但若想要解決長期存在的族群問題，並穩定非洲之角的局勢，意識形態整合、政黨整合、經濟分配整合和軍事手段缺一不可。 埃塞族群矛盾凸顯，也影響到外來投資。陳亮博士稱，隨著工業化的發展，工廠建設、城市規劃改變著首都阿迪斯阿貝巴和周邊奧羅米亞州的面貌。對政府的抗議遊行和工業園發展中出現的征地、勞資問題相糾纏，國內不穩定因素蔓延、放大到外商投資經營領域。政局政策變化，中國投資者首當其衝受到影響。東方銳眼風險管理顧問有限公司執行董事鄭剛先生則認為，阿比上臺後的全面政治動員是全球民粹主義興起的一個例子，這種動員面臨的中長期風險極高。近年來，包括中國在內的外部直接投資明顯下滑。 東方銳眼風險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三、中國在非洲之角的海外利益 非洲之角是“一帶一路”倡議在非洲的橋頭堡。隨著中非產能合作的高品質發展，中國先後在這一地區投資建設了港口、鐵路和經濟特區等一系列重要項目。近年來，全球戰略環境與非洲之角內部局勢發生了變化，中國在這一地區面臨了新的挑戰。 1. 非洲之角現狀對中國海外利益的影響 非洲之角的地區大國埃塞曾是東非增長最快的經濟體，也是新冠疫情期間為數不多保持了經濟增長的非洲國家。內戰爆發後，埃塞經濟增速一度跌至自2017年以來的最低水準。2021年11月，美國宣佈取消埃塞“非洲增長與機遇法案（AGOA）”受惠資格，此舉削弱了埃塞對外商直接投資的吸引力。埃塞內戰對中國海外利益的影響既包含戰爭本身給中國企業、基礎設施和人員帶來的安全威脅，也包含由此引發的更大範圍的安全與市場風險，這兩種風險對不同行業和國家的影響不盡相同。 華為埃塞分公司CEO陳明亮先生指出，埃塞數位領域的主要障礙是基礎設施薄弱和人才缺乏。內戰爆發以來，埃塞本幣嚴重貶值，政府大幅增加國防預算，其他領域預算相對不足。華為順應埃塞政府當前鼓勵科技創新與數位化的戰略，積極推進埃塞數位化轉型，自去年來支持埃塞電信發佈了移動支付和5G，積極部署移動通信網路，並協助企業和教育領域進行數位化升級。與此同時，華為積極開展ICT大賽、ICT學院、ICT實踐中心和人才雙選會等公益項目以促進埃塞本土人才建設。 華為埃塞分公司CEO 香港浸會大學郭毅博士表示，鐵路和輕軌與其他項目最大的不同在於這類資產無法轉移、且在衝突中容易成為恐怖襲擊的目標。與“一帶一路”初期的“投資-建設”模式不同，阿迪斯阿貝巴城市輕軌項目的“投資-建設-運營”一體化模式使得企業每天必須面對當地民眾。而輕軌覆蓋了包含首都市中心最繁忙地帶在內的多個人流密集區域，需要長期面對當地複雜的社會環境。自2015年開通以來，輕軌能始終保持著安全運營是極其不容易的。 香港浸會大學 上海國際商會副會長、上海達之路國際控股集團董事長何烈輝博士則強調了吉布地的獨特性對於平衡中企在埃塞風險的重要作用。何烈輝博士指出，吉布地既利用大國駐軍保障了自身安全，又有效平衡了大國關係，是東非最安全的國家。作為其鄰國埃塞的出海口，吉布地也是我國進入紅海和蘇伊士運河的航道。埃塞的政策性貨幣貶值和外匯管制給中企帶來了極大的困擾，而吉布地幾十年以來實行與美元固定的匯率、且沒有外匯管制，給中企資金安全進出非洲之角創造了條件。此外，吉布地還在斡旋包括埃塞在內的東非國家內部矛盾中發揮著微妙的作用。因此，吉布地有望在維護中企在東非利益中發揮更大作用。 上海國際商會副會長、 2. 當前中國海外利益保護機制的局限 海外利益保護包含常規保護機制和危機應對機制。鄭剛先生稱，當前中國的海外利益保護體系以政府為主導，缺乏梯次化與精細化的應對機制。在常規保護機制中，外交部負責領事保護，公安部負責警務聯絡官和維和員警，軍隊負責維和部隊和國際反恐合作，國資委與商務部負責安全警示、指導和培訓。在面對危機時，中國傳統的應對方式是外交斡旋、調整對外援助或全面撤僑，缺乏危機預防機制。這一宏觀體系難以精細化地應對複雜的安全威脅。以埃塞為例，其安全風險並非單一的，而是征地、勞資糾紛、綁架、衝突和戰爭等各種風險相互交織，難以用單一的方式應對。 四、 海外利益保護：國家、企業與社會 隨著中國在非洲之角經濟利益日益深厚、當前安全風險日益複雜，重新思考海外利益保護至關重要，面對危機時應做到“留得下、保得住資產、走得了”。與非洲的原宗主國不同，中國與非洲的社會和文化紐帶相對薄弱，這也使得中國在非洲的利益格外脆弱。鄭剛先生認為，應構建以民間主體打頭陣、國家作為後盾的海外利益保護風險梯次應對模式。 隨著“一帶一路”倡議在非洲的深入，中國與非洲國家的關係不僅僅是國與國的關係，更是中國與非洲當地社會和民眾的關係，應重視公共外交在維護國家利益中的作用。作為中國走進非洲的主體，中國企業在重視與當地政府關係的同時，也應注重與基層社會和民眾的溝通。以輕軌專案為例，郭毅博士指出與埃塞政府有關部門的良好協作保障了輕軌運營的安全，與立法部門的協作提高了埃塞對中國標準的認可度從而為長遠運營奠定了基礎。而以平等、尊重的態度與當地員工和民眾溝通則加深了中埃雙方的互信，同時也有助於塑造良好的國家形象和企業形象。何烈輝博士以吉布地經濟特區建設為例，提出了與當地政府合作成立聯合警察局，承擔社會責任、適度為途經的難民提供人道主義幫助，以及成立安保公司等舉措。兩位元專家均以實例強調了本土化的重要作用。 鄭剛先生指出，應建立安全緩衝區以應對複雜的安全形勢，盡力做好風險預防、預警和化解，而非僅在危機來臨時被動應對。在安保公司之外，應重視風險諮詢機構和NGO在海外利益保護中的作用。與安保公司不同，風險諮詢機構更多的是提前評估風險、排查安全隱患、制定精細化的風險解決方案。通過NGO提高中國在海外的軟實力也是預防安全風險的有效措施。需要注意的是，NGO應與傳播有效結合，讓當地人知曉中國的實踐，而非以國內為目標聽眾。 五、和平、安全與治理 非洲之角當前的安全挑戰是其本土歷史、現代化進程、宗教、意識形態和國際環境等多種影響相互交織的結果。劉海方副教授指出，應該以更長遠和廣闊的視角來看中非關係與中國在非洲之角的實踐。從演進歷史來看，中非關係在近十年以來愈加複雜，而這種複雜性又與中國面臨的國際環境緊密相關。隨著中國走進非洲的主體的多元化，中國企業實質上是在與非洲之角當前的各種挑戰共同變化和成長，融入當地社會和本土化是這種成長的結果。 主持人葉薇博士 劉海方副教授在閉幕總結中進一步強調，分辨出何種東西在時間的流動中延續至關重要，企業家們不同視角的分享表明市場是生機勃勃的，在發展中共存或許是化解危機的最終途徑。安全與發展的關聯是理解當前非洲之角問題的重要視角，重視這二者之間相互影響、相互制約的關係並進行有效治理是當前非洲實踐的方向。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博士後研究員葉薇博士指出，非洲之角的局勢是中企面對的生存環境，廣義的安全問題也並非埃塞內戰爆發後才出現的。如鄭永年教授所強調，要重視市場結構的作用。即便在戰爭形勢下，市場依然是在運行的，如何在非洲之角當前複雜的環境中持續生存和發展是需要思考的問題。 作者葉薇 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國際事務研究院博士後研究員。 編輯：GBA Review 新傳媒 
劉海方副教授進一步指出，非洲自身的實踐對國際安全領域的貢獻不容小覷。聯合國“保護責任”（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簡稱R2P）的原則起源於對盧旺達大屠殺和巴爾幹半島慘案的反思。在這一原則下，國際社會在主權國家未能盡到保護人民免受種族滅絕、屠殺和嚴重反人類等罪行時，可行使保護責任。“保護責任”的原則在非洲的維和行動實踐中得到了貫徹。非盟的“不漠視”（Non-Indifference）原則正是“保護責任”在非洲地區層面的體現。值得注意的是，近年來非洲的安全問題大多是由非洲自己的政治家和外交官活躍于第一線進行首輪維和與促和的努力。布隆迪2015年因為總統第三任期爭議引發美西方施加壓力給非盟進駐維和，但布隆迪堅持這是“政治、而非族群問題”，並且獲得東非共同體的理解和支持，並進而說服聯合國和非盟避免軍事干涉。這一自主解決危機的實踐，可能對於如何解決埃塞當前的問題具有借鑒意義。
劉海方副教授進行主題演講
3. 埃塞內戰
執行董事鄭剛先生進行主題演講
陳明亮先生進行主題演講
郭毅博士進行主題演講
上海達之路國際控股集團董事長
何烈輝博士進行主題演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