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川觀點 | 邢瑞磊:中國式現代化的承認政治邏輯


導讀 · 2023.06.14

 

經濟的核心要素是效率,經濟學是一門追求如何在資源稀缺的條件下提高效率的學科。「開放」「創新」都是關註於經濟效率的提升。然而,政治的核心概念則是「權力」,權力概念的內涵相對效率而言比較多元,而且彼此有些差異。比如有強調不可兼容的權力政治觀,也有強調在競爭中共存的自由政治觀,更有批判的政治觀。基於對政治的不同理解,會為我們看待國際政治經濟秩序、中國式現代化以及中國的世界地位,提供不同的視角。為因應本環節主題——中國式現代化,我主要運用「承認政治」邏輯詮釋在轉型之中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及中國式現代化多重的「地位承認」要義。

 

轉型中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

 

從國際政治經濟秩序演化歷程看,最初是威斯特伐利亞秩序,是以民族主義和主權至上為核心政治理念(principles),伴隨資本主義經濟或市場原則擴展而逐步形成的世界秩序原則。從1500年至今,威斯特伐利亞國際秩序存在主導國的變化——從歐洲到美國,但是該體系的內核是比較一致和完整的,即主權原則和市場原則在歷史發展過程中獲得了國際社會的廣泛承認。

 

冷戰結束後,國際政治經濟秩序最主要的變化就是歐美主導的自由國際秩序核心理念的演變,後者由自由開放經濟、多邊主義機構、集體安全和民主政體四種理念共同構成,從這個意義上講,自由國際秩序——既可以是政治秩序,也可以是經濟秩序。可能偏經濟學的一方講「自由經濟秩序」,強調開放經濟和貨物、資本等要素的自由流動;偏政治學的一方講「自由政治秩序」,包括「自由政體」這樣的政治理念。在國際政治領域中一個比較敏感的理念性變化是:人權和主權的關系,相應的還有多元主義和集體安全,涉及主權和政治權威的讓渡問題。這些問題都是存有較大爭議性的理論和實踐問題。更重要的是,存在爭議意味著新的秩序理念尚未獲得國際社會成員「廣泛而充分的承認」,這導致自由國際秩序的正當性始終處於質疑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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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聯合國總部大樓

(圖源:UN官網)

 

從秩序構成要素來源角度看,需要我們審視核心區的發達國家,涉及到發達國家動用的是國家的力量、市場的力量,還是社會的力量的問題。或者說這三種力量組合起來,哪一種更有利於組建一個完整的體系,同時能夠形成一種穩定持續的秩序?需要說明的是,當我們說秩序的時候,實際上隱含著一種等級關系——如果大家都處於平行位置,就沒有秩序。當然,秩序可以是排他性的秩序,是支配性的秩序,也可以是包容性的秩序。包容性的秩序可以按照自願分工的原則來進行,也可以通過獲得正當性的權威強迫進行等級式劃分。所以當我們在談體系和秩序的時候需要有所區分,體系是作為一種連續性而構成的完整系統,而秩序則隱含著成員之間的一種等級關系,等級關系和結構劃分取決於成員對秩序核心原則(通常具象化為權威)的接受、承認和內化程度。

 

威斯特伐利亞秩序的演化,是西方國家核心理念的演化過程,同時,也是中國和其他非西方國家被迫「裹挾」或主動融入國際秩序,接受、承認和內化秩序原則的復雜歷史過程。西方主流的政治話語有一個明顯的「自我」和「他者」的劃分,他們的歷史敘事就是他者如何被納入主流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的過程。中國曾有自身獨特的體系或者秩序,也就是朝貢體系或者天下秩序。但是在鴉片戰爭之後,我們被迫接受了一種基於民族國家的體系,被迫進行了自我轉型。在1840年左右,當時的英國主要采用自由貿易政策,最初通過鴉片的自由貿易來進入到中國市場。當英國在維護國家權益時,馬上又轉回到動用國家力量發動鴉片戰爭,為大量商品湧入中國開路。因而,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的形成並非單純依靠國家力量、市場力量、社會力量,而是一個按需靈活地調配和組合多種力量,推廣核心理念並塑造等級式秩序的過程。

 

鴉片戰爭後,我國進入長達百年的屈辱史,這個過程中我們接受和確立了主權核心原則,實現了向現代民族國家轉型的過程。1971年,我國恢復了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此後便成了聯合國多邊體系中積極的一員,接受和承認和了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多邊體系的核心原則,並將其內化(internalize)為現有的外交和政治原則。在經貿領域,中國在加入WTO後也獲得了很多經濟收益,因此在經貿領域我國部分地嵌入世界經濟體系。但是,由於歐美主導的自由國際秩序,既包含政治秩序,也包含了經濟秩序。我國雖然部分嵌入到歐美的經濟秩序中,但沒有承認歐美的政治秩序或理念,這些因素就造成了當前雙方理解的差異。現在美國批評我們破壞了基於規則的秩序,而美國所謂「基於規則的秩序」其實就是自由國際秩序中的四個核心理念及國際社會對其權威性的承認,而我們一直堅持承認的是以聯合國為中心的多邊體系的權威和正當性。

 

同時我們也要認識到,聯合國多邊體系和威斯特伐利亞體系也有很多關聯。聯合國是建立在威斯特伐利亞秩序之上的。這個過程有很多轉化,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強調主權至上,意味著主權不可分割;而在聯合國體系裏,受到經濟全球化和國家自主性的影響,聯合國的「主權至上」原則轉變成「主權平等和不幹涉內政」原則,這與「主權不可分割」原則是有一些融合和轉化的。

 

盡管改革開放以後,中國與美國主導的自由國際秩序接軌,但在政治領域和外交領域活動的原則仍基於聯合國的多邊體系。畢竟聯合國並不是由單一國家主導的規則體系,它既包含了二戰結束後的秩序劃分,也包含了新興經濟體發展起來之後確立的新秩序原則。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的正當性取決於大多數成員國的承認,我們要追求的是最大公約數。但這裏面到底誰是最大公約數?畢竟這裏面還涉及全球南方國家,也就是各種各樣的位於邊緣區和半邊緣區的發展中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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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型中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中國介入世界秩序的過程[1](圖源:作者自製)

 

當前,西方主導的自由國際秩序中有一個關於「內-外」的悖論,涉及國內和國外的聯系,並演化成為自由國際秩序的危機。在核心區,一個明顯的問題就是市場效率和社會價值持續的緊張,當其強調市場效率的時候,就會對傳統的社會價值產生很大沖擊。比如,現代以來,自由和平等成為西方傳統的社會價值。西方的現代化和現代社會轉型,是建立在以自由和平等為原則的多元社會秩序——這就涉及如何平衡(市場)分工、(秩序的)等級性和來自啟蒙的個體理性三者之間的復雜關系。在經濟全球化時代,個體理性和經濟效率的驅動下,西方社會的個人價值和地位趨向於通過獲得財富和資源的社會能力來體現,而獲得財富和資源的社會能力,又通常取決於機遇、機會結構和天生稟賦等。因此,在一個強調程序平等的多元社會秩序中,實踐中可能出現跟理論設想不一致的問題,這就是經濟全球化和不平等現象緊密相關的邏輯。在這種情況下,西方社會的少數群體或弱勢群體為了獲得主流社會「地位承認」的身份政治隨之興起。這種有關「地位承認」的邏輯同樣體現在自由國際秩序的半邊緣區和邊緣區,新興經濟體群體性崛起對於平等地位承認的訴求,既沖擊了自由國際秩序的支配關系,又引發國際社會關於國際地位承認的政治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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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6月,在北京舉行的金磚國家工商論壇

(圖源:央視網)

 

中國式現代化承認政治邏輯的三重意涵

 

中國式現代化以「多元現代性」(Multiple Modernities)為思想淵源,解構「歐洲中心論」的「線性-進步」文明觀和現代社會轉型模式的理論話語與實踐路徑。

 

首先,要在國內層次實現自我認同(即尋找「本真性」或「獨特性」)。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動員和協調下,實現國家、市場和社會動態平衡式的社會發展模式,並重續傳統中國與現代文明的內在一致性。

 

其次,還要在國際層次尋找「自身」所屬群體的集體身份(共同性)。只有獨特性或者差異性是不足夠的,還要在其他類似群體找到共同性,也就是構建一種新的集體身份。這也是後發型現代化所需要追求的人類共同價值。

 

最後,要構建「自我-他者」的新敘事。通過自我認同、群體身份歸屬和「自我-他者」的新敘事,在「中心-邊緣」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中開展鬥爭,以獲得國際平等地位的承認。自我和他者並不是截然對立的,反而更體現包容性的新敘事。當然,我們在提到中國式現代化時,都說中國式現代化「不是怎樣」,都是針對西方式現代化來講的,並沒有體現出「我是唯一的」或者「我是唯一正確的」的意思,它只是提供了一種中國經驗和中國方式,並沒有要把中國模式對外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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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帶一路」示意圖

(圖源:新華社)

 

中國的國際地位「承認」與秩序塑造的路徑

 

所謂「秩序」,兼具了社會與政治內涵,不僅是一種行為準則,還是一系列規則、原則、習俗和規範約束下,相互之間形成的一種有章可循的狀態和動態性建構過程。能不能形成一個大家能夠接受的秩序,核心在於「共識的承認」和「權威的塑造」。這個過程包括:第一,國際地位是「一個有效的主張」;其次,地位以社會尊重為基礎;第三,地位秩序是一種社會等級體系;第四,群體成員遵守的慣例和規範調節地位的秩序。國際地位取決於國際社會的承認,涉及承認的過程,是社會過程影響國家地位,而不僅局限於國家的物質能力和屬性。

 

政治本身是有多元理解的,沒有必要用過多的文字闡釋,更多是用圖或者是理論上的路徑來展示。每個人看待政治會有不同的觀點和想法。如下圖所示,我們進行國際秩序塑造的過程,最終目標就是要形成一種國際權威,也就是具有合法性的權力,是以承認和服從為基礎的。這種權威的形成過程通過有兩條路徑:一是基於國家的能力,有能力不一定非有權威,但是權威一定是跟能力有關;二是關於機製、規則和製度的建設,這涉及價值、正義和規範的重新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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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國際地位「承認」與秩序塑造的路徑

(圖源:作者自製)

 

我們提出人類命運共同體、全球安全倡議、全球發展倡議和全球文明倡議,也就是我們想加強在價值規範維度上的建設。同時,我們更高質量的經濟發展、高水平的開放是繼續在「經驗事實」這個路徑上穩步推進。兩者的結合點就表現為中間基於國家能力的權力競爭。當然,這種權力顯然是一種綜合性權力,是物質能力、製度能力和價值規範能力的綜合體現,通常需要在知識生產的基礎上,形成「大議程化」的結構性權力,包括政治、經濟、外交、文化,還有可持續發展等議題的價值規範推廣及與其相適應的規則製度建構。只有形成一種結構性的權力,最終能夠獲得更多數國家的承認和自願服從,才能確立一種新的國際地位。

 

註釋:

 

[1]圖中的紅框,並不是講中國已經塑造了一個新的世界秩序,因為橫軸是一個時間概念,縱軸是空間概念,也就是說中國是如何被迫的或者說主動融入現行國際秩序的。在中國融入國際秩序的過程中,有著時間上和空間的期限,並不表明這個紅框是我們要建構的,僅僅表示現狀。此外,西歐和美國主導的秩序有差別的。拿自由民主政體和自由民主市場來說,即使在德國和法國都有明顯的差異,英國和美國更接近,而法德國和英美之間就有區別。它們內部肯定是有相同的地方,但都遵循現有國際政治的基本原則,只是在具體的展示模式上有差異。

 

作者邢瑞磊

 

武漢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國際關系學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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