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英国《经济学人》、美国《华尔街日报》、法国《国际通讯》等一些西方媒体再次掀起对所谓“中国威胁论”的炒作。令很多国人不理解的是，这次这些媒体竟然炒作中国开放疫情管控对西方产生的所谓“威胁”。自疫情发生之后的三年里，西方媒体从来没有停止过宣扬中国疫情管控对世界经济所造成所谓的“威胁”，例如对供应链、产业链等的“威胁”。但今天，这些媒体一转脸就无端地认为，中国的重新开放将扰乱世界经济，原因是这将对价格、利率和原材料等构成压力。

这些炒作，将西方媒体对华舆论的伪善性质暴露无余。中国人对西方媒体构建各种“中国威胁论”可以说是习以为常了。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各种“中国威胁论”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但应当看到，近年来，西方对华舆论越来越意识形态化了。在意识形态主导下，不管中国做什么都会被视为是对世界的“威胁”。

西方舆论界对中国新冠管控举措变化的几乎一致的看法便说明了这一问题。在通常情况下，自称为“多元”“民主”和“追求真相”的西方媒体不可能对一件事物有一致的看法。只有在所有媒体统一在同一种意识形态之下时，他们才会有一致的看法。

不管在任何社会，以意识形态看问题是最简单、方便和廉价的。因此，在学术界，意识形态被视为是软力量，也就是说，一旦人们接受了一种特定的意识形态，那么在看待事物的时候，不需要做任何的思考，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来。但是，另一方面，如果只从意识形态出发看问题，便看不到事物的真相了。

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在新冠疫情管控方面就是这样的。新冠疫情最初暴发的时候，因为西方国家无法进行有效管控，造成了大量的死亡。但无论是西方政客还是媒体都是以“自由民主”来为管控的无效做辩护，认为“自由”的价值（即政府不管控）要高于死亡的价值，同时他们把中国政府的有效管控视为是“专制”，牺牲了老百姓的“自由”。中国政府放开新冠疫情管控之后，西方媒体又大肆鼓吹，认为这是因为中国社会要发生“革命”了，中国政府不得已而为之。

但西方媒体的这些看法都不是基于事实之上，只是简单地从西方意识形态对中国的政策做了一个是非判断而已。在全球范围内，中国疫情管控政策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都是非常有效的。和其他任何社会一样，中国社会中也有一些抱怨，尤其是对某些地方政府在管控方面层层加码和一些专家不基于科学之上的言论，令不少老百姓非常反感。但总体上说，中国的政策使得中国避开了疫情初期最糟糕的情况，即原始毒株和德尔塔变异毒株所带来的非常高的致死率，避免了一些国家所经历的大规模死亡。开放之后，中国社会老百姓的行动和西方舆论所说的“中国老百姓再次生活在对新冠的恐惧之中”刚好相反。管控放松之后的几天之内，老百姓就走出家门，该做什么就做什么，甚至没有经历美国等一些西方社会所经历的疫情之后老百姓不愿出门的辞职潮（the Great Resignation）。

美国在新冠疫情流行期间的“大辞职潮”

（图源：Statista）

就经济而言，疫情管控必然会对内外部经济产生一些影响，尤其是对供应链和产业链的影响。这似乎给了西方舆论一些经验证据，说中国的管控行为破坏了现存的供应链和产业链。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即使在疫情管控期间，中国的大门依然开放。中国是最早控制住疫情，实现复工复产的经济体，持续为全球经济作出贡献。正因为如此，这些年中国的出口依然取得了很好的增长，并且比预期的还要好。近来中国出口受到影响，更多的是非新冠因素造成的，包括美国和西方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及其与中国的“脱钩”行为。

更为荒唐的是，现在中国放开了，经济生活很快恢复了正常，西方舆论再次将此视为对世界经济构成了威胁。

2020年3月，富士康科技集团实现复工复产

（图源：新华社）

西方舆论的这种虚伪性由来已久。对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发展进程，西方肯定的舆论不多，加以否定则是不胜枚举，有太多的著述预测中国经济的解体了。然而，中国经济并没有出现像所有这些预测中那样的问题，更不用说是解体了，而是根据自己的规律在稳步前行。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之后，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最大推动者之一。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包括中国在内的金砖五国（BRICs）的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50%，即使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的贡献率依然在30%左右。

不管西方舆论如何有意无意地曲解甚至妖魔化中国经济，人们应当感到高兴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即中国经济之于世界经济的确变得如此重要，以至于中国的任何变化都会对世界经济产生重大影响。这种影响力从前只存在于19世纪的大英帝国和20世纪的美国。即使是冷战期间的苏联也不曾有类似的影响。苏联尽管强大，但其经济一则规模小，二则不开放，没有和西方或者其它经济体融合，因此内部变化的外部性很小。今天的中国不仅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而且和世界经济体融合。在改革开放之前，不管中国内部发生什么，似乎不存在外部性。但现在不管中国人吃什么、吃多少，都会对外部产生影响。即使是美国，自特朗普政府以来，不仅在高科技上对中国“卡脖子”，而且要进行系统脱钩，但迄今其封杀中国的愿望并没有能够实现。例如在芯片领域，美国的“卡脖子”和脱钩行为，杀伤的不仅仅是中国的企业，也是西方自身的企业。美国的行为除了破坏了原先存在的“芯片秩序”外，并没有建立起其所希望的新“芯片秩序”。

尽管西方舆论界盛行中国“经济威胁论”，但如果去问问各国的企业界到底谁在威胁世界经济，大多人都会选择美国——因为其这些年来自私自利、毫无休止的加息政策。美国每一次加息政策都对世界经济造成了巨大的损害，包括美国的盟友。对此，美国的欧洲盟友或者亚洲盟友都有公开的抱怨。

为什么意识形态会如此弥漫并主导着西方对华舆论？这里至少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对西方政治人物来说，意识形态主导是出于在对华竞争中胜出的政治需要。美国总统拜登当选之初就把中美之间的竞争定义为所谓的“美国民主”与“中国专制”之间的竞争。这些年，美国更是把中国视为是唯一有能力和意志在全球范围内对美国构成竞争的国家。对美国来说，基于意识形态之上的对华政策既是整合美国国内力量的“软力量”，也是美国“团结”其盟友共同应付中国“挑战”的软力量。

拜登政府极力推动所谓“民主峰会”

（图源：布鲁金斯学会）

第二，对一些西方资本来说，意识形态主导是出于在经济竞争中胜出的需要。因此，美国的互联网巨头每每拿中国的互联网说事，总是拿要和中国竞争来规避或者延缓内部反垄断的需要。新疆棉的问题也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产生的。

第三，对西方媒体来说，意识形态主导既是出自意识形态的需要，同时也迎合了日益高涨的民粹主义。在社交媒体和自媒体时代，流量是一切，其他都不重要。应当看到，即使是面对国内问题，西方媒体也是从意识形态出发的。美国的社交媒体这些年来一直分化着美国社会，左右派媒体间的纷争不亚于民主共和两党的纷争。面对本国的问题尚且如此，对中国就更是如此了。

那么，中国如何应对西方对华舆论的伪善性呢？

首先，我们要理解西方舆论的这种行为。中国本身就有过数次类似的经历。想一想晚清的时候，中国的精英人物，包括知识精英是如何看待西方的就知道了。当时的知识界还不是一味地愚昧？两次鸦片战争中被西方所打败，中国的精英们依然相信这只是西方人是野蛮人之故，因此中国无须改革和变化。直到被从前视为“学生”的邻居日本打败之后，中国的精英们才觉醒过来。在改革开放之前，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再次经历了这种情形。当时，因为处于孤立状态（不管是什么样的原因），我们缺少对西方的了解，以至于人们认为西方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同样，今天的西方舆论界对中国崛起抱有普遍不确定性甚至恐惧感，而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则会让他们曲解对中国的认识。

作为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的外部性、对西方社会的影响也是客观的。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前后，我们的一些人对西方经济的外部性也曾经有过类似的“威胁感”，当时也盛行过“狼来了”的声音。现在西方一些国家也开始对中国经济的外部影响有了“狼来了”的感觉。

面对西方虚伪的对华舆论，有一点是需要明白的：即使西方的舆论基于意识形态而非事实之上，它们依然有很大的影响力。近代以来，西方凭借着一系列因素，包括成功的现代化、自文艺复兴以来所构造的强大的知识体系、先进的传播技术等，一直占据着舆论领域的霸权地位。我们应当承认，西方的软力量依然强大。

我们也要承认，西方基于意识形态之上的对华舆论能够对西方的对华政策产生巨大的能量。历史上看，西方往往在把一个国家妖魔化的同时把自己道德化，或者说妖魔化和道德化往往是一体两面。如果这样，西方很容易把内部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延伸到国际政治上，从而论证自己对另一个国家的冲突甚至战争行为的合法性，即所谓的“正义的战争”。在美苏冷战期间，在意识形态领域，苏联就是在和美国西方集团竞争中失败了。对今天美国（西方）基于意识形态之上的对华舆论，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加以忽视。

1987年，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与美国总统里根签署《中导条约》

（图源：Getty Archive）

第二，我们应当总结国际经济（例如苏联的经验）和我们自己的经验（例如前些年和西方舆论的“嘴仗”），思考如何理性地应对西方基于意识形态的对华舆论。

经验地看，应付一种来自基于意识形态的舆论攻击，最有效的并非是拿出另一种也是基于（不同）意识形态的对外舆论。简单地说，互相“打嘴仗”不仅没有效果，反而会使得形势恶化。苏联就是这样的例子——因为以自己的意识形态来应对西方的意识形态，而失败告终。

换一种说法就是，应付假新闻最有效的方式并非是制造另一种假新闻。因此，在西方用基于其意识形态之上的舆论妖魔化中国的时候，我们需要做最简单的事情，那就是回归基本事实、回归科学、回归理性。

第三，更为重要的是，中国需要做好自己的事情，实现可持续的发展。这首先对自己有利。要意识到，执政的基础是自己的国民，并非来自西方舆论界的赞美。或者说，政府是得到大多数老百姓的拥护而执政的，而非由西方舆论所产生的。在发展过程中得到大多数老百姓的拥护，这是长治久安的基础。这对国际经济也是有利的，即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构成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巨大动力。如前所述，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一直对世界经济增长保持着最大份额的贡献。

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构建基于中国实践经验之上的知识体系的头等重要性。知识体系是一个国家软力量的基础。就国际软力量而言，我们需要的是这样一种基于我们自己实践经验之上的知识体系，而非意识形态。今天我们已经提出了构建自主的知识体系，但在这方面，依然需要持之不懈的努力。

第四，我们要承认大国经济的外部性，因此要继续和其他国家做好经济政策沟通和协调工作，不论沟通和协调的对象国是大国还是小国，这是一个大国应负的责任。其实，中国也从这份大国责任中获益匪浅。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向亚洲国家承诺人民币不贬值。而当时的人民币不贬值变成了亚洲区域的国际公共品。2007-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作出了同样的贡献。对开放疫情后中国经济的再出发，我们不仅要看到虚伪的西方舆论界，更要看到很多国际机构的正面评价和高期待。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韩国政府向IMF求援，

但IMF严苛的“金援”条款也引发抗议

（图源：网络）

第五，开放、开放、再开放。不管中国怎么做，西方总存在着一个意识形态阵营，即用意识形态看中国的群体，疫情三年的确恶化了这种情况。严峻的疫情影响了国际旅行的方便，一些西方媒体和学者在不能“眼见为实”的情况下倾向于从意识形态出发来推论和评价中国，因此强化了舆论界的“清一色”意识形态色彩，似乎强化了原来的西方意识形态阵营。

疫情的开放也在为西方各界认识中国创造条件。美国和西方不只是存在一种意识形态，也并非所有的人都相信舆论界流行的意识形态。中国的开放为西方不同社会群体提供了一个“眼见为实”的机会。中国应当加大对西方社会群体的开放，包括企业、资本、媒体、大学和研究机构等。这些群体对中国意识的改变，可以使得那些基于意识形态之上的舆论无效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