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  2024.01.31

“中国-东盟共同市场”构想何以面向未来？答案是，在中国—东盟自贸区基础上构建超越传统自贸协定框架的中国—东盟共同市场。通过中国-东盟共同市场的构建，我们可以充分发挥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的规模优势，通过内外部进一步整合，实现以开放促改革。

今天，中国在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同时进入了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唯有继续开放，才能引领我们走向“新长征”的胜利。

经过30多年的发展合作，中国与东盟已经成为彼此最重要的经贸合作伙伴，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创新链中形成了互嵌格局。当前，全球化逆潮兴起，地缘政治剧烈变化，世界经济面临严重分化、需求萎缩、增长乏力的巨大风险。

在此背景下，中国与东盟应携手打造超越传统自贸区框架的共同市场，以此作为应对全球化逆潮、防范地缘政治风险干扰国家和区域发展进程的战略选项。

着眼未来，中国和东盟可通过共建非排他性的，以尊重国家主权和治权为前提，以促进货物、服务、资本、技术、知识五大要素自由流动为导向，以规则标准对接融合为依托的共同市场，推动实现更高水平的区域经济一体化。

打造超越传统自贸区框架的

中国—东盟共同市场

传统自贸区主要条款包括降低关税壁垒、原产地规则以及与贸易相关的投资、自然人流动、争端解决机制等。新一代自贸区在传统自贸协定基础上更多关注竞争、知识产权保护、劳工、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等议题。总体而言，自贸区以降低和取消成员间货物和服务流动的壁垒为主要目标，以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为主要特征。与自贸区相比，共同市场是更高水平的经济一体化安排。

从实际看，不同地区共同市场建设模式有所不同，但也存在共性，即共同市场是在自贸区基础上推动资源要素在区内市场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并以成员间市场基本规则的对接融合以及政策协调为重要依托。

在中国—东盟自贸区基础上构建超越传统自贸协定框架的中国—东盟共同市场。

一是强化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创新链合作，在制造业、技术合作、数字经济、可持续发展、中小企业、基础设施等领域制定共同行动目标，推动中国产业转型升级与东盟国家工业4.0战略有机结合，建设更加紧密的区域贸易网络和生产网络。

二是推动货物、服务、资本、技术、知识在中国与东盟成员国之间的自由流动，促进双方经济领域规则、规制、管理和标准的对接与融合，为企业和消费者打造低制度壁垒、低交易成本的区域单一市场。

图为2022年9月17日，参观者在东博会东盟和RCEP精品展区参观（图源：新华社）

三是实现人文与社会领域高水平互联互通，打造中国—东盟高等教育区，推动以边境地区为先再逐步扩大的教育、卫生等“软”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完善从政府到民间多层次、多元主体的沟通交流网络，逐渐形成中国—东盟共同市场的区域认同。

四是共建应对全球和区域性危机的区域治理组织，逐步形成符合中国与东盟道路的共同市场治理架构，使建设共同市场的成果为全体成员共享。深化货币合作，建立推进经济一体化的区域性金融机构和结构基金，形成有效的区域金融稳定机制和货币体系。

五是以东盟为中心，以开放的区域主义为旗帜，逐步吸引区外成员加入共同市场，推动区域、次区域经贸合作机制融合发展，推动区域内外的自贸规则对接融合。

这是2023年10月，在马来西亚行政首都普特拉贾亚，演员在第五届“中国—东盟视听周"开幕活动上表演（图源：新华社）

建设中国—东盟共同市场，

提供更多发展性、市场性、

制度性区域公共产品

一是推动形成亚洲区域和世界经济发展新动能。

中国在过去十余年来一直是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贡献了全球1/3左右的经济增长。据IMF分析，中国经济增速每提高1个百分点，亚洲其他地区的产出就会增加约0.3%。东盟与中国经济相互依赖程度远高于其他地区，中国经济增长对东盟经济增长有重要影响。例如，中国创新知识推动东盟国家创新的积极作用正在提升，世界银行2023年4月发布的《东亚与太平洋地区经济半年报》显示，中国已成为其他东亚国家日益重要的创新知识来源，2014—2019年间来自中国的先验知识占新加坡或泰国创新使用先验知识的10%左右。

二是创造更大的市场空间和自由贸易红利。

在逆全球化浪潮冲击下，中国与东盟都需要通过内外市场一体化来释放市场需求与增长动力。更深层次的经济一体化有助于保持亚洲经济体在全球货物贸易中的稳定地位，进而稳定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

三是缓解区域经贸规则碎片化，促进区域贸易规则的对接、融合与优化。

通过更深层次的经济一体化，推动双向的制度型开放，可为区域经贸规则的对接融合积累经验、提供示范。如果中国与东盟之间实现更高水平的区域经济一体化，不仅可以更好应对全球贸易碎片化挑战，还可相互借力推动各自内部统一市场建设。

四是形成应对金融危机风险的区域金融稳定机制。

随着美联储政策外溢效应和美元武器化的趋势增强，国际社会对美元的信任趋于下降，尽管短期内并无更好的替代品，但亚洲国家对建立区域金融稳定机制和多元化国际货币体系的需求明显增加。

五是促进形成有效的区域治理机制。

更深层次的经济一体化将扩大合作的空间和载体，增加共同治理的需求，进而增强财政货币等宏观政策协调与协同治理的动力。

图为2022年9月，参观者在中国-东盟博览会“一带一路”国际展区参观（图源：新华社）

以尊重主权和治权为前提，

借鉴“东盟方式”推进

中国—东盟共同市场建设

从全球看，欧洲有欧盟共同市场，东南亚有东盟共同市场，南美有南方共同市场，非洲有东南非共同市场，中东有海湾共同市场。虽然这些共同市场都以取消成员间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实现商品要素的自由流动为重要目标和特征，但鉴于参与主体的发展目标、价值导向、起点基础不同，上述共同市场的目标模式、推进方式和机制也有所不同，一体化水平差异较大。

以欧盟共同市场与东盟共同市场为例，两者建设共同市场或单一市场的目标和模式都有所不同。东盟于2002年正式建立自由贸易区，2003年第九届东盟首脑会议发表了《东盟第二协约宣言》，宣布计划于2020年建成东盟共同体，包括安全共同体、经济共同体和社会文化共同体三大支柱。2007年，东盟提出建设经济共同体的目标，明确了四大支柱：单一市场和生产基地、具有竞争力的经济区域、经济均衡发展、融入全球经济。与欧盟相较，东盟并未提出建立一致对外的关税同盟，也没有形成统一的对外政策。欧盟依靠超越主权国家的机构和共同法案来推进共同市场建设，但东盟并未成立超越国家主权的机构，也没有以共同法的形式推进共同市场建设。让渡国家主权是欧盟共同市场有别于东盟共同市场的一个重要特征。欧盟建设共同市场是以成员国协约和公约等硬法形式规定的，并成立了超国家主权组织来协调推进，是成员国逐步向欧盟组织让渡关税、外贸、市场监管乃至国家货币等主权和治权的去主权化过程。

这是2023年8月，参会嘉宾在“2023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活动上参观工艺作品（图源：新华社）

东盟的情况与欧盟有很大不同，东盟国家对国家主权和治权的重视程度高于欧盟国家，虽然东盟也提出了构建东盟共同市场的目标，但并未像欧盟那样形成超主权的推进机制和工具。尽管东盟也提出了建立政治安全共同体和社会文化共同体的目标，但目前看东盟共同体建设的主要动力来自经济贸易，一旦涉及国家主权领域，进展就会十分缓慢。东盟共同市场建设是以尊重成员国主权为前提的，通过倡议、共同宣言、愿景文件等形式，经成员协商一致后再逐步推进。东盟首脑会议是最高决策机制，协调理事会和共同体理事会是协调机构，东盟秘书处是协助执行落实机构，都不是超越国家主权的治理实体。尽管学界普遍认为东盟共同市场一体化的深度低于欧盟，但以“东盟方式”推进的经济一体化模式，无疑为区域经济一体化提供了灵活多元的范本及可行的模式选择。

东盟对外合作的一个重要原则是坚持“一个东盟”，即对外合作不能成为东盟内部一体化的反作用力。而与中国加深经济一体化，有利于东盟借助外力推动内部一体化进程。一方面，东盟企业和产品将获得更大幅度且更容易进入的中国市场，这意味着“蛋糕”做得更大，从而能够产生更大的动力推动经济一体化；另一方面，东盟不仅可以借助中国的市场力量获得更大的一体化收益，还可以利用中国的资本、技术、管理、标准等推动东盟成员国形成对边境内议题的共识，破除东盟内部市场“软硬联通”的障碍；更重要的是，东盟成员将更好承接中国沿海地带加工制造业的转移，提升区内欠发达国家的工业化水平和加工制造能力，进而提升东盟后进国家参与一体化的能力。

从现实看，中国—东盟共同市场构想要获得东盟国家的认可，需要明确维护各国主权和治权的基本原则，以平等参与、协商一致、包容差异、多元一体的“东盟方式”来推进建设。应尽快启动建设中国—东盟共同市场的可行性研究，鼓励双方智库联合开展研究并提出可行方案。在推进路径方面，可采取“东盟单一市场+中国统一大市场”两头推进的方式。中国从内部推动的路线可以先建立包括粤港澳大湾区、海南自由贸易港、广西、云南等的“南方共同市场”，先行与东盟共同市场形成对接，再推广到全国层面。

本文作者

郑永年：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教授、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

何冬妮：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学术副院长、资深研究员。

*本文原载于微信公众号“国际经济合作杂志社”。

GBA Review 新传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