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拜登政府执政以来，意识到中美关系是“复杂的”，因此以“复杂的”方式来制定其对华政策。同样，我们更要意识到中美关系的“复杂性”，我们处理中美关系也应当是复杂的。如何意识到这种“复杂性”，我们认为至少需要有如下几个主要的判断。1、中美关系已经进入“全面竞争”时代。2、政治体制是中美竞争的核心。3、美国进入“后基辛格思维”。4、台湾议程成为中美冲突的直接焦点。5、阻止中国成为海洋大国。中国的理性思考至少要考虑到如下因素。1、美国问题的根源在于内政。2、无须过分地用民族主义的视角看待中美经济关系。3、避免自身的“冷战思维”和“决战”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