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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A政策报告
摘要
尽管较之特朗普时代，拜登时代的对华政策表现得更为理性，但这并不在任何意义上意味着美国对华政策的制定不受决策者的“情绪”影响。在今天的美国，各界对中国充满着各种不同的“情绪”，有政治人物的“恐惧感”，有专业外交人士的理性的“焦虑感”，也有建制派人士的“反抗意识”。人们既可以说拜登的美国“民主”与中国“专制”的中美竞争观是这些情绪的反映，也可以说所有这些情绪聚集在拜登的这一概念之下，从不同方面对美国的对华政策产生着深刻的影响。
